企业社会责任与财务绩效的关联性研究综述

企业社会责任与财务绩效的关联性是国内外研究的一个热点问题。论文运用文献研究法对国内外企业社会责任与财务绩效相关研究进行了详细梳理,对二者相关性的研究结论进行了分类总结;同时分析了企业社会责任与财务绩效关联性研究结论不一致的原因,并为后续研究提出了建议。     

高等院校预算管理的思考

围绕高校预算管理中存在的实际问题,从高校预算管理目标与财务管理目标的混淆、高校绩效考核的误区以及高校管理会计体系的缺失三个方面进行较为细致的分析,并提出了相应的建议。     

基于可持续发展理念和AHP的高校绩效评价研究

为了以绩效为导向合理分配高等教育资源,必须进行高校绩效的综合评价。首先,在可持续发展理念指导下,建立由4个一级指标和18个二级指标组成的高校绩效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其次,应用层次分析法构造两两判断矩阵,在层次单排序和总排序基础上计算各指标权重;最后,基于教育部直属财经类高校数据进行实证研究,并对结果加以分析。     

2010-2011年中国宏观经济报告——流动性回收与新规划效应下的中国宏观经济

2010年中国宏观经济步入了"高位回稳"、"经济常态化"、"价格偏高"、"结构良性化"的运行轨道。2011年中国宏观经济一方面延续了2010年经济运行的逻辑,另一方面将出现货币政策的全面转向、外部环境的变异以及"十二五"规划的全面启动等新因素,这决定了2011年中国宏观经济将呈现"复杂但却平稳"的态势。本文利用模型对于相关宏观经济指标进行了预测,并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理性选择、比较方法与国际政治经济学

国际政治经济学从国际关系中分离之后,汲取了经济学和比较政治学等诸多学科的研究方法,研究方法成为国际政治经济学区别于国际关系其他领域的重要特征,也是区分国际政治经济学国际组织学派和英国学派的重要标准。在国际政治经济学发展过程中常用的两种研究方法是理性选择和比较方法,后者通常可以划分为大样本统计和小样本案例分析。是否采用源自经济学的理性选择和使用大样本统计还是小样本案例分析成为目前国际政治经济学方法论争议的核心问题。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应当充分重视研究方法的掌握,作为西方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的消费者,要实现同西方学者的对话,我们必须掌握相应的研究方法;研究方法服务于议题设定,任何方法都有其优势和局限性,应当根据自己议题需要谨慎地使用某种或者多种研究方法;应当关注经济学和比较政治学发展的新动向和新发展,这两个学科对国际政治经济学及其研究方法的影响还将继续。     

国际制裁缘何难以奏效?——“非故意后果”的视角

国际制裁一直面临着有效性不足的困境。既有研究将之归因于制裁有效性发挥的三大必要条件——足够的制裁强度、准确的承受主体和可信的制裁承诺——得不到满足,但忽视了制裁的非故意后果的作用。非故意后果是制约国际制裁有效性的重要因素之一,它削弱了制裁方的意志,却增强了被制裁方的抵抗决心;增加了制裁持续时长和制裁成本,却阻碍了主要制裁目标的实现。在既有研究基础上,作者首先提出了一个探讨制裁的非故意后果的分析框架,其次对非故意后果影响制裁有效性的作用机制进行了分析,最后以联合国为例探讨了制裁方在应对非故意后果问题上的尝试。     

百年炮火中的未竟之学——对民国时期国际关系研究与教学的回溯

作者凭借史料,并参考、评价和补充既有学术史研究成果,对民国时期的国际关系学进行回溯。作者首先聚焦学术著作、教材和大学课程设置,认为民国时期国际关系学形成于国际关系史学和国际法学的基础之上、并逐渐朝多元化发展的过程演进,中国的国际关系学科是在20世纪30年代形成的。其次,文章考察了20世纪30年代中国期刊发表外交论文情况,以《外交月报》与《外交评论》为考察对象,重点探讨了民国学者在外敌压境下,放眼国际形势、关注国际格局、思考中国问题,在舆论界发出学术界的声音,尝试以智识指导舆论。国际关系学在民国时期的发展始终与国家的命运相联系,在百年炮火之下,国人眼界逐步放宽,学界亦秉持务实的精神,为实现中国之自由与平等,从被动学习到主动研究,从了解世界到救亡图存,在西学与中学交汇、政治与公众之间寻求自身的平衡点。百年前的未竟之学,要求我们对整个国际关系加以深入的研究,从而建立起一个完整的国际关系学。     

防御性现实主义:进攻性现实主义时代的悲剧

作者旨在回答一个重要的问题:防御性现实主义在进攻性现实主义时代的命运如何?这个问题可以分解为两个小问题:进攻性现实主义时代下的防御性现实主义国家面临哪些生存压力?这些生存压力对防御性现实主义国家会造成哪些影响?作者认为,在进攻性现实主义时代,防御性现实主义国家面临五种生存压力:防御性现实主义国家是进攻性现实主义国家进攻的诱因;防御性现实主义国家经常遭遇进攻性现实主义国家的攻击;防御性现实主义国家被进攻性现实主义国家包围;防御性现实主义国家几乎无法和进攻性现实主义国家合作;防御性现实主义国家的军力通常在整体上或在关键指标上落后于进攻性现实主义国家。在这些生存压力之下,防御性现实主义国家的生存质量堪忧,在重要的物质利益和国家的自主性两项指标上的表现难如人意。作者采取了案例分析的方法,以中国宋朝和波兰为例,论证了进攻性现实主义时代的防御性现实主义困境。     

亚洲工厂及关联度分析

依据亚洲零部件贸易数据,作者采用了依存比率的方法对亚洲工厂的规模、工厂内部以及同美国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进行了研究。研究结果发现,亚洲工厂的规模超过北美洲和欧洲工厂,成为了世界上最大的工厂。亚洲零部件内部贸易额及比重超过了欧盟,这说明亚洲生产的一体化程度更高。从零部件进出口规模角度看,亚洲地区的经济体均高度依赖亚洲工厂的活动,而亚洲工厂对中国的依存度则最高,对日本的依赖程度只排在第三位,这说明中国是亚洲工厂的核心平台。美国在亚洲贸易中的重要性主要体现为中国的最终产品出口对美国市场存在严重依赖,而亚洲主要经济体对中国市场的出口已经超过对美国的出口,亚洲工厂对于美国的依赖程度并不高,远远低于亚洲工厂对中国内地和中国香港的依赖。相反,美国对亚洲工厂的依赖程度则远高于亚洲工厂对美国的依赖。     

区域间的不对称与制衡行为——以欧盟与东盟关系为例

在现有国际体系中,不对称性是国际关系的主要特征之一,它与单位行为体的制衡行为直接相关联。随着全球化和区域主义的发展,不对称性已从国家层面扩展到地区层面,其原有内涵和制衡逻辑也发生了转移。以地区性作为比较区域间不对称的参考点,作者探讨了地区层面的制衡行为,分析了不对称性、地区性与制衡行为之间的关系,认为在不对称的国际关系中,弱势国家出于维护现状或提高讨价还价能力的需要,它们倾向于选择地区层次的制衡行为。由于地区层次的制衡行为伴随着一定的制度化风险,因此地区层次制衡行为的发生需有一定的条件。通过选取欧盟与东盟关系作为考察对象,作者认为,在不对称的国际关系中,地区性能够反映区域间的不对称关系,也代表了地区层次的制衡能力;地区层次的制衡行为没有特定目标,但主要以平衡大国或发达国家的地区性国家集团为主;当弱势国家的内部制衡无法在短期内得到质的提升时,它们会更倾向选择通过外部制衡,即利用区域间关系来平衡不对称关系。尤其在无政府状态下的单极体系中,当国际结构对霸权国的约束力被严重削弱时,地区层次的制衡作用便显得更加突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