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oes corporate governance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BHC performance? Evidence from the U.S.

This study explor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operating performance and corporate governance of bank holding companies (BHCs) in the U.S. The modified data envelopment analysis (DEA) is utilized to integrate the five rating indicators of CAMEL (Capital Adequacy, Asset Quality, Management, Earnings, and Liquidity) so as to estimate the BHCs' performance. This study also employs the modified tiered DEA to categorize 68 BHCs into three Tiers. Additionally, the truncated-regression is employed to discuss whether or not the corporate governance would affect the performance of BHCs. The empirical results present the trade-off relationship with CAMEL indicators in the Tier1—Efficient BHCs. Moreover, it has been found that there are negative impacts on BHC's performance from board size, outside directors, the average age of directors and CEO/Chairman duality, while there are positive impacts from the number of committee and Big-4 auditors. The results further prove that corporate governance is important for the operating performance of BHCs.     

汇率与股价变动关系:基于汇改后数据的实证研究

研究我国2005年7月汇率制度改革后汇率与股市的关系及其传导机制,有助于深刻认识金融市场联动特征,对于防范金融市场风险和完善我国资本市场、外汇市场等的改革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本文实证发现了汇率和股价存在着长期均衡的协整关系;从长期来看,两者关系符合流量导向模型,上证指数受到汇率长期影响,从短期来看,股市和汇市存在着交互影响,汇率变化影响股指变动有时滞。运用滚动窗口的Granger检验和加入其他重要宏观变量的多变量协整检验,本文证明了这种长期关系具有较强的稳健性。进一步从板块指数与汇率的关系来看,房地产、金融、民航、石化、钢铁指数均与汇率存在着长期的协整关系,汇率变化是这些板块指数的Granger原因。最后,本文对实证结果做出分析并指出了相应的政策含义。     

安徽省骨干企业科技创新人才队伍现状研究

技术创新是唯一能超越边际效益递减规律,推动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的源动力。为了进一步找出安徽省骨干企业科技创新人才队伍建设与华东地区较发达省市之间的差距,应用安徽省骨干企业2004-2010年的统计数据,通过实地调查和文献调研,构建了评价骨干企业的综合评价体系;运用主成分分析法,对企业科技创新人员组成、社会科技创新投入、企业科技创新投入、科技创新产出4个二级指标和25个三级指标进行静态和动态分析;并对华东地区所有省份骨干企业科技创新人才队伍建设水平进行评价,分析安徽省骨干企业科技创新人才队伍建设现状和存在的问题,给出提升科技创新人才队伍建设的对策建议。     

基于损失厌恶的开放式基金业绩激励研究

基于行为金融理论,建立了投资者表现为损失厌恶情形下的开放式基金业绩激励模型,并考察了投资者的损失厌恶偏差对开放式基金业绩激励效率的影响。结果表明:在开放式基金的业绩激励机制下,损失厌恶型投资者在面对失败的投资结果时会低估基金经理的投资管理能力,进而低估投资的期望收益;在一定条件下,与完全理性型投资者相比,损失厌恶型投资者会导致业绩激励效率损失增大。     

TRIZ应用中协同创新意识对员工创新能力的影响

在构建面向TRIZ的协同创新体系过程中,离不开企业、政府、高校、科研院所、第三方服务机构等主体之间的协同配合。在协同创新过程中,企业协同创新意识、组织协调能力、员工创新能力以及主体之间的兼容性发挥着重要作用。以TRIZ应用中的协同创新意识为自变量,以员工创新能力提升为因变量,以TRIZ应用中的组织协调能力为中介变量,以主体兼容性为调节变量,通过探索性和验证性因子分析及中介效应、调节效应的回归分析,得出以下研究结论：TRIZ应用中的协同创新意识对于员工创新能力提升具有正向影响;TRIZ应用中的组织协调能力对于协同创新意识正向影响员工创新能力有部分中介作用;TRIZ应用中的主体兼容性对于协同创新意识与员工创新能力之间关系的调节作用不显著。     

二元转型、正规金融合约激励设计与农户融资约束

针对如何解决由农村金融市场特殊性所导致的农户融资难问题,文章以信息不对称条件下的不完全合约理论为基础,从二元转型过程中农村正规金融借贷合约的激励设计这一新视角,对产生这一问题的微观经济机制进行了深入的分析.研究结果表明:(1)二元转型是促进农村正规金融供给与需求增加的重要因素,但仅会引起农村非正规金融需求的显著变化,而对非正规金融供给不具有显著影响;(2)借贷合约激励结构的优化有助于促进农村正规金融机构贷款供给的增加,但并没有形成对非正规金融强有力的替代;(3)新型农村金融机构的引入有助于促进农村借贷合约激励结构的优化,但并没有显著改变农户面临的融资约束问题.     

制度质量、投资动机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

东道国制度质量如何影响中国对外直接投资(OFDI的区位选择,至今尚未在经验层面达成共识.文章基于2003-2012年中国面向全球142个国家和地区的非金融类OFDI数据,利用Heckman两阶段选择模型和扩展投资引力模型,从母国投资动机和东道国制度质量双重约束视角,考察东道国的政治、经济与法律制度对不同类型OFDI投资选择和投资规模的约束作用.研究表明:(1)中国OFDI的投资选择和投资规模表现出不同的制度偏好,OFDI投资规模更偏好优越的制度环境,而投资选择则偏好较差的制度环境.(2)多元化的母国投资动机使中国OFDI面向不同国家或地区表现出差异化的制度偏好,技术寻求型OFDI投资规模对优越制度的依赖较弱,甚至会偏好制度环境较差的国家或地区,而良好的政权稳定性、政府效率、监管质量和腐败控制是影响市场寻求型和资源寻求型OFDI投资行为最为关键的制度因素,对其投资规模有着强劲的正向作用.在中国调整投资结构的背景下,文章对中国优化OFDI区位分布决策和企业“走出去”具有重要的启示.     

蒙脱石散剂治疗小儿腹泻的临床疗效

目的探讨蒙脱石散剂治疗小儿腹泻的临床疗效。方法选取住院治疗的腹泻患儿86例,随机均分为对照组与观察组,各43例。对照组患儿给予抗病毒、抗炎治疗、液体疗法及对症治疗等常规治疗;观察组患儿在常规治疗的基础上给予口服蒙脱石散剂治疗。比较两组患儿的临床疗效及胃肠道不良反应发生情况。结果治疗72 h后,观察组患儿的治疗总有效率为95.3%,1例(2.3%)发生胃肠道不良反应;对照组患儿的治疗总有效率为81.4%,7例(16.3%)发生胃肠道不良反应;观察组明显优于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P<0.05)。结论给予患儿口服蒙脱石散剂治疗儿科腹泻可加强常规治疗的临床治疗效果,同时减少胃肠道不良反应的发生。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历史逻辑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形成和发展有一条清晰的历史线索,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起到了奠基作用;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成功实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破题;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构建起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基本框架,深化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提出了科学发展观,实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新拓展;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提出了一系列治国理政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极大地丰富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推动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系统化,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时代化的最新成果。     

反洗钱中的个人信息保护

反洗钱工作中的个人信息保护问题,理论实质是在公权运行中运用和保护个人信息,既要确保公权运行中所采集、共享和处理的个人信息能被限制在公共领域,为公共利益所用,同时要配套以立法、控制和救济机制防止在这一过程中个人信息被泄露和不当利用.本文通过全面解构反洗钱工作中的信息行为,运用个人信息保护的相关理论和立法原则,系统性地研究了在反洗钱工作中保护个人信息的原则和方法,对我国反洗钱工作中个人信息保护现状和问题开展调查研究,提出加强个人信息保护的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