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织模块化对研究型大学技术转移绩效的影响

技术转移是将社会科技资源转化为实体经济效益的重要途径。当前,我国研究型大学技术转移渠道不畅、技术转移绩效不高、大学科技成果成功产业化“最后一公里”问题凸显。基于现实需求和研究缺口,构建组织模块化对研究型大学技术转移绩效影响的理论模型。在此基础上,收集我国38所研究型大学样本数据,采用SPSS24.0和AMOS软件进行结构方程路径分析,论证和检验组织模块化对于研究型大学技术转移绩效的影响机制。结果表明：组织模块化对研究型大学技术转移绩效具有显著正向影响;技术创新能力在组织模块化与技术转移绩效之间起显著中介作用;知识共享的调节作用主要体现在组织模块化独立性、响应性与技术创新能力之间的关系上,其对组织模块分工性与技术创新能力关系的影响作用不显著。     

组织创新的消极影响:创新研究中的盲点

创新带来的消极影响开始引起学术研究者和管理实践者的关注。从组织创新的概念界定出发,辨析创造力和革新的区别与联系,综述创新在个体层面、团队层面以及组织层面可能产生的消极影响,从前因变量和调节变量两个方面探讨创新产生消极影响的原因,指出未来研究不应忽视创新的消极影响,而应更加科学地解释组织创新的效能。     

交易费用与企业技术创新战略决策

对企业技术创新战略决策进行了两阶段分析，并采用交易费用理论对创新企业技术创新来源决策进行了分析，认为企业内部技术创新是企业吸收外部技术的基础，大部分企业技术创新将走自主创新与引进创新相结合的道路。     

资源型企业和谐创新发展路径探析

随着科学发展观的深入人心,面对资源瓶颈和企业发展与社会环境的矛盾,探讨了资源型企业的和谐创新发展路径。分析了资源型企业具有环境依赖性和地方经济依赖性的特点;在此基础上,指出资源型企业应该处理好与上下级单位、企业员工、地方政府、新闻媒体、社会、环境的关系;然后,提出资源型企业的和谐创新发展,需树立资源为贵、安全为首的理念,并从人才、研发体系、资金投入3个方面加强技术创新,从树立科学发展观、实施精细生产、延伸产业链3个方面加强管理创新。     

总量贫困测度研究述评

本文系统地评述过去一百年来有关总量贫困测度的研究,目的在于总结贫困测度方法的主要发展线索和理论成果,为中国的贫困研究奠定基础。文章重点讨论了基于公理方法、福利方法的贫困测度和多维度的贫困测度,分析了各种贫困指数的构造、优缺点和适用性。文章最后探讨了总量贫困测度几种方法之间的关系,并研究了中国如何构建和选择科学合理的贫困指数问题。     

中国GST地区收入与其负担的差异研究

文章基于我国“营改增”改革削弱了地方政府税收征管权进而引起收入分配争议的现实背景,运用投入产出等分析方法计算出中国各地区GST的负担额,并引入地区税收负担度指标对各地区GST收入及其负担的差异程度与特征进行了系统描述.研究发现:(1)各地区GST负担度差异较大;(2)GST负担度整体上呈现“西高东低”的特点,增值税是造成这一状况的主导因素;(3)消费税负担度则呈现“东高西低”的特征,这符合公平原则.各地区GST负担度差异较大的原因包括税负转嫁、原产地原则、转让定价、地区产业不均衡和汇总纳税等.因此,为降低中国地区间GST收入与负担的差异程度,应当建立以目的地原则为主导的GST分配机制和有助于协调收入及其负担的转移支付制度,并完善跨区域经营管理体制等.     

基于TCP/IP的嵌入式WebServer网络测控系统设计

本文研究基于TCP/IP协议栈的嵌入式系统在网络智能设备中的测控应用设计。以Rabbit2000网络微处理器和Dynam ic C软件开发环境为例,阐述构建嵌入式W ebServer的具体技术及相关的实现方案;详细介绍了实现TCP、UDP报文进行网络通信、串行口数据通信和对网络智能设备的测控技术等,并给出系统硬件原理框图和有关软件实现的程序代码及流程图。     

基于DEA三阶段的我国财产保险公司经营效率测度研究

研究国内保险公司经营效率的文献多采用DEA二阶段模型,其最大的不足之处是无法剥离环境和误差因素对效率值的影响。本文运用能够调整环境变量与随机干扰等因素的DEA三阶段分析方法,对2009年我国财险业的46家公司的经营效率进行分析,结果表明:内外资财险公司的经营效率差距较大,我国大部分财险公司处于规模报酬递增阶段,需适度扩大规模来提升规模效率;纯技术效率处于较低水平,需不断提升公司的管理决策水平。     

中国农村社区公共物品投资的决定因素分析

本文使用具有全国代表性的抽样调查数据,对农村社区公共物品投资的决定因素进行了初步的分析。本文通过理论分析提出了两个理论假说,进而提出在我国公共投资中要注意的问题:既要考虑各地对公共投资有不同的需求,还要考虑区域协调发展。研究结果表明,除了一些政策因素以外,当地经济发展水平是影响农村公共投资的重要因素,一般来说,在工商业较发达的村公共投资活动也相对较多。对于外出务工人员较多的村,由于本地公共投资对外出务工人员的收入等作用较小,因此这部分村民就不那么愿意对村里进行公共投资。从政策实施角度看,本研究发现,上级政府的公共投资更多地投向贫困地区、偏远山区、农业生产条件差的地区或少数民族地区。这种投资战略有助于统筹区域发展,降低区域差异。     

中国住宅投资引领经济增长吗?

本文运用1985—2009年中国各省、直辖市、自治区的数据,对住宅投资与经济增长之间的领先—滞后关系进行分析。结果表明,无论是1985—2009年全时段还是以1998年大规模房改为分界线的分时段,无论是全国各省市还是分区域的各省市面板数据,经济增长引领住宅投资的单向Granger因果关系是稳定的;不同于一些研究和政策措施所主张的住宅投资引领经济增长的观点,本文认为找不到证据来支持住宅投资带动经济增长的论点。由此可见,所谓"住宅引领增长假说"在我国并不成立,而我国自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一直大力促进住宅投资以带动经济增长、把住宅建设当作国民经济的新增长点和支柱产业的政策值得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