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织模块化对研究型大学技术转移绩效的影响

技术转移是将社会科技资源转化为实体经济效益的重要途径。当前,我国研究型大学技术转移渠道不畅、技术转移绩效不高、大学科技成果成功产业化“最后一公里”问题凸显。基于现实需求和研究缺口,构建组织模块化对研究型大学技术转移绩效影响的理论模型。在此基础上,收集我国38所研究型大学样本数据,采用SPSS24.0和AMOS软件进行结构方程路径分析,论证和检验组织模块化对于研究型大学技术转移绩效的影响机制。结果表明：组织模块化对研究型大学技术转移绩效具有显著正向影响;技术创新能力在组织模块化与技术转移绩效之间起显著中介作用;知识共享的调节作用主要体现在组织模块化独立性、响应性与技术创新能力之间的关系上,其对组织模块分工性与技术创新能力关系的影响作用不显著。     

组织创新的消极影响:创新研究中的盲点

创新带来的消极影响开始引起学术研究者和管理实践者的关注。从组织创新的概念界定出发,辨析创造力和革新的区别与联系,综述创新在个体层面、团队层面以及组织层面可能产生的消极影响,从前因变量和调节变量两个方面探讨创新产生消极影响的原因,指出未来研究不应忽视创新的消极影响,而应更加科学地解释组织创新的效能。     

交易费用与企业技术创新战略决策

对企业技术创新战略决策进行了两阶段分析，并采用交易费用理论对创新企业技术创新来源决策进行了分析，认为企业内部技术创新是企业吸收外部技术的基础，大部分企业技术创新将走自主创新与引进创新相结合的道路。     

总量贫困测度研究述评

本文系统地评述过去一百年来有关总量贫困测度的研究,目的在于总结贫困测度方法的主要发展线索和理论成果,为中国的贫困研究奠定基础。文章重点讨论了基于公理方法、福利方法的贫困测度和多维度的贫困测度,分析了各种贫困指数的构造、优缺点和适用性。文章最后探讨了总量贫困测度几种方法之间的关系,并研究了中国如何构建和选择科学合理的贫困指数问题。     

中国GST地区收入与其负担的差异研究

文章基于我国“营改增”改革削弱了地方政府税收征管权进而引起收入分配争议的现实背景,运用投入产出等分析方法计算出中国各地区GST的负担额,并引入地区税收负担度指标对各地区GST收入及其负担的差异程度与特征进行了系统描述.研究发现:(1)各地区GST负担度差异较大;(2)GST负担度整体上呈现“西高东低”的特点,增值税是造成这一状况的主导因素;(3)消费税负担度则呈现“东高西低”的特征,这符合公平原则.各地区GST负担度差异较大的原因包括税负转嫁、原产地原则、转让定价、地区产业不均衡和汇总纳税等.因此,为降低中国地区间GST收入与负担的差异程度,应当建立以目的地原则为主导的GST分配机制和有助于协调收入及其负担的转移支付制度,并完善跨区域经营管理体制等.     

基于DEA三阶段的我国财产保险公司经营效率测度研究

研究国内保险公司经营效率的文献多采用DEA二阶段模型,其最大的不足之处是无法剥离环境和误差因素对效率值的影响。本文运用能够调整环境变量与随机干扰等因素的DEA三阶段分析方法,对2009年我国财险业的46家公司的经营效率进行分析,结果表明:内外资财险公司的经营效率差距较大,我国大部分财险公司处于规模报酬递增阶段,需适度扩大规模来提升规模效率;纯技术效率处于较低水平,需不断提升公司的管理决策水平。     

中国农村社区公共物品投资的决定因素分析

本文使用具有全国代表性的抽样调查数据,对农村社区公共物品投资的决定因素进行了初步的分析。本文通过理论分析提出了两个理论假说,进而提出在我国公共投资中要注意的问题:既要考虑各地对公共投资有不同的需求,还要考虑区域协调发展。研究结果表明,除了一些政策因素以外,当地经济发展水平是影响农村公共投资的重要因素,一般来说,在工商业较发达的村公共投资活动也相对较多。对于外出务工人员较多的村,由于本地公共投资对外出务工人员的收入等作用较小,因此这部分村民就不那么愿意对村里进行公共投资。从政策实施角度看,本研究发现,上级政府的公共投资更多地投向贫困地区、偏远山区、农业生产条件差的地区或少数民族地区。这种投资战略有助于统筹区域发展,降低区域差异。     

中国住宅投资引领经济增长吗?

本文运用1985—2009年中国各省、直辖市、自治区的数据,对住宅投资与经济增长之间的领先—滞后关系进行分析。结果表明,无论是1985—2009年全时段还是以1998年大规模房改为分界线的分时段,无论是全国各省市还是分区域的各省市面板数据,经济增长引领住宅投资的单向Granger因果关系是稳定的;不同于一些研究和政策措施所主张的住宅投资引领经济增长的观点,本文认为找不到证据来支持住宅投资带动经济增长的论点。由此可见,所谓"住宅引领增长假说"在我国并不成立,而我国自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一直大力促进住宅投资以带动经济增长、把住宅建设当作国民经济的新增长点和支柱产业的政策值得反思。     

“引洮工程”引发的受水区污染治理研究

[目的]为了解决甘肃中部安定区、陇西县、渭源县、临洮县、榆中县和会宁县的人畜饮水、工业用水、生态用水及农业灌溉用水问题,引洮工程通过九甸峡水利枢纽抬高水位将黄河上游洮河支流水资源引入受水区。在受水区,在调水增加本区供水总量的同时,相应增加了增量水资源使用后带来的废污水,客观上对污染治理工作水平提出了更高要求,轻视排污问题将加剧受水区乃至下游的水系污染程度,影响受水区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方法]文章采用文献研究法从理论上探讨了环境容量、排污权及其关系。采用定额计量法计算了调水带来的COD和氨氮增量。[结果]调水使得受水区COD和氨氮每年分别增加6 914. 30t和1 440. 48t。就COD而言,受水区平均排放量占该区环境容量的51. 12%,似有较多的容量结余,但区内排放极不平衡,榆中和会宁已经超排。就氨氮而言,受水区平均排放量将占该区环境容量的151. 55%,总体超排很严重。区内除临洮以外,其余5县区均超排,其中,榆中和会宁超排1倍以上。[结论]排污量是假定增量污水符合二级排放标准的前提下计算的,如果处理率低、排放达标率低,则超排现象会更为严重。对此,要从宏观上进行综合治理,诸如完善政府、社会与市场共同治污机制、排污权配置的过渡性制度安排、污水处理企业改革及引导受水区进行产业结构调整等。     

流动人口与本地人口就业质量差异研究：现状、来源与成因

当前流动人口特别是农业转移人口的市民化已成为城镇化的重要任务,而在城镇化进程中,公平对待流动人口,缩小流动人口和本地人口就业质量的差距是流动人口市民化的关键问题。文章基于2014年、2016年和2018年的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从就业收益、环境、保障和感受四个维度构建了劳动者层面的就业质量指标体系。对城城流动人口与本地劳动者、乡城流动人口与本地劳动者的就业质量进行对比分析和差异分解。研究发现：（1）流动人口的劳动者就业质量显著低于本地人口,乡城流动人口与本地劳动者的就业质量差距较大且逐年增大。城城流动人口与本地劳动者的就业质量差距较小。（2）就业质量的组间差距主要来源于就业环境、保障和感受,就业收益的差异并不显著。（3）本地人口与流动人口的就业质量差异主要是由中等就业质量人群的差异引起的。（4）人力资本是导致劳动者就业质量组间差异的最主要原因,但也有着明显的地区户籍分隔和城乡户籍分隔因素。文章的研究为流动人口政策制度提供了实证经验,也可为流动人口政策的评估提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