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30年代的华资银行与中国实业

近代中国的新式银行资本并不是与工业资本作为同一个资本的不同职能分工而产生的。我国工业资本产生于洋务运动,而银行资本的产生则整整迟了30余年之久。而且,华资银行产生初期,多因找不到业务的基点而呈昙花一现之势。当时中国的进出口贸易融资体系已由外国银行和钱庄操纵,华资银行插足不易,而本国工矿企业总体上太弱,银行难以将业务的重心放在过于薄弱的客户群上。直到北洋政府初期,政府大量发行公债,华资银行靠经销公债才得以立足。这以后,民族工矿企业在总体上也慢慢发展壮大起来,并涌现出一批在当时较有实力的大中型企业,华资银行与这…     

交通系与交通银行

交通系官僚掌控 交通银行是1907年由邮传部奏准清廷创设的,当年筹备,次年正式营业.额定资本白银1000万两,开办时先收一半.该行由官商合办,官股占四成.交行兼有普通商业银行和特许银行的双重身份,它"以利便交通,振兴轮、路、电、邮四政为重任",通过经理交通四政专款而实际分理了国库,成立后并有发行钞票之权,总行设于北京.邮传部对交行的行务和人事都有监督和审核的权力,交行总理也是邮传部提名简任的.     

近代上海早期城市化过程中的农田收购与利益分配

鸦片战争以后,上海作为通商口岸被迫对外开放。随着洋人租界的建立及随后的不断扩张,相应的农田转化成了租界道契土地。由于租界当局和外国房地产商掌握租界扩张和城市建设的核心信息,他们在土地交易中是得益最大的群体;中国中间商或为洋商充当购地中介,或参与炒地,先买后卖,也是获利丰厚的利益群体;相比之下,卖地的中国原住居民由于信息蒙蔽,他们是早期城市化过程中得益最少的群体。本文系统利用30卷《上海道契,1847—1911》等第一手资料,使全文的分析建立在可靠的资料基础之上。     

清末民初形形色色的地方银行

地方银行缘何蜂拥而起 地方官办和官商合办银行的突起,是北洋军阀时期中国金融的一大特点.各地军阀为了巩固和发展自己的区域统治,为了解决庞大的地方军政费用问题,同时也为了军阀自己从中捞取好处,其最有效的途径是建立地方银行.这类银行很多是在清代官银钱号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晚清的官银钱号,是各地方政府的财政工具.它们为地方政府经理库款,为地方财政垫借款项,包括开发通用银钱票和举借内外债等手段在内,为地方官办企业投注资金等.     

货币、货币化与萧条时期的货币供给——20世纪30年代中国经济走出困局回顾

近代中国货币供应结构的改变(存款比例增大)解决了现金货币供应不足的问题.文章测算了20世纪30年代中国经济的货币化程度,认为它是稳步增长的.在世界经济危机波及中国的情况下,主要依靠中国、交通两银行等核心金融机构力挺工商业的带头示范和同业合作,以及政府对中交两行接管初期的某种督促,保持了货币供给的增加,使中国市场较快走出困境;但政府统制金融的另一面则是扼杀了市场的活力,缺乏制约政府行为的配套改革,因此在取得成果的同时也埋下了非常不利的伏笔.     

北洋政府时期华资银行业的兴起

一八九七年,中国本土的第一家银行-中国通商银行成立,到一九二年,陆续设立了约三十家本国的官办和商办等银行,但绝大多数不能维持多长时间就倒闭了.这是因为外国银行和钱庄已经形成了固定的金融制度,已经能够满足绝大部分金融服务的需求,华资银行缺乏生存下来的业务依据.中国通商银行、户部银行后改名大清银行)、交通银行等都依靠官款的存放和汇兑才得以勉强维持.这种均衡只有当市场明显扩大才能被打破,华资银行才能从市场扩大之中找到栖身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