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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普惠金融已在居民收入、消费和创业等微观层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深刻改变了生产和生活模式。基于2014—2017年中国县级数据的研究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具有显著的碳减排效应。异质性分析发现,数字普惠金融的碳减排效应随着县域地理位置和社会经济特征而呈现强度变化;具体而言,减排效应在我国东部、物质资本投入较高、人口规模较大以及受教育程度较高的地区更加明显。机制分析表明,数字普惠金融通过产业发展层面的结构调整效应、地方政府行为层面的污染行业土地出让面积削减效应以及企业发展层面的技术创新效应实现碳减排效果。拓展分析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可以缓解县域间碳排放不平衡问题,这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缓解区域间的资源错配问题。未来,政府部门应该继续推动数字化基础设施建设,推进新型数字技术手段充分运用于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继而助力我国经济由高速发展向高质量发展转型。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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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现行水资源使用制度的不完善致使水资源的利用矛盾重重,面临的是一种“内卷”问题,这要求我们探索建立一种新的水权制度。水权是用水主体依法取得的基于消费性用途的配水量权,针对该水权概念,水价只是水产品价格中的资源水价。水权制度本身的型构是一个缓慢地演进、发育和成型的过程,而并非只是一个国家简单设立、界定和实施的短期过程。所以,政府的行为须谨慎。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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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推动经济结构转型和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时期,污染企业的建立不利于地方经济摆脱“高投入、高能耗、高污染”的传统发展模式。将环境信息披露制度的执行作为准自然试验,基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中的污染行业样本,通过双重差分模型研究发现,环境信息披露制度可以显著减少新增污染企业数量。该结论通过了平行趋势检验、安慰剂检验和排除其他政策干扰等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异质性分析表明,环境信息披露制度对污染企业进入产生的约束效应因地区和企业的经济社会特征差异而呈现强度变化。具体而言,该效应在东部地区、人口规模较大地区、私营企业和较小规模企业中更为显著。机制分析发现,环境信息披露制度能够促使地方政府减少工业用地出让于污染行业的数量,加强公众对环境问题的监督,以及增加污染企业环境支付成本,进而约束污染企业进入市场。可见,该制度有利于我国从政府、企业和公众等多元治理主体的视角进行污染防控,在绿色治理理念的推动下克服污染企业对于经济结构实现绿色转型的阻碍。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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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考察了江苏、浙江、安徽三省2018年各月份建成的42座垃圾焚烧发电厂对各自县区内小区月度平均房价产生的影响。研究发现,垃圾焚烧发电厂在短期内显著提升了房价,作用范围在2.7%~3.3%或295~361元/平方米之间。同时,县区级月度平均房价、月度GDP以及居民环境保护关注度这三个机制,可以联合解释房价变动的42.5%。当距离小区4公里以内或位于其上风向时,垃圾焚烧发电厂的房价提升效果不再存在。本文结论证实了居民对房产贬值的担忧仅存在于邻避区域之内。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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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转移支付体制的公共服务均等化效应:分布演进与计量检验 总被引:1,自引:0,他引:1
笔者使用核密度估计以及基尼系数、泰尔指数测算后发现,中央转移支付体制构建前后,即1980年~1994年与1995年~2009年两个时段相比中国各省份公共交通基础设施服务、公共卫生服务以及公共教育服务等提供水平的省份间差异呈现出越来越大的趋势。对1995年~2009年我国省级面板数据进行计量回归也显示出中央转移支付力度对各省份三类公共服务提供水平的影响方向为负。现行的中央转移支付体系更偏重于纵向调控功能而非横向平衡功能。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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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财政承包制阶段还是分税制阶段,中国渐进式改革过程的主轴都是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的财政分权改革。通过将中国分权体制的变革历程与中央、地方政府财政能力的相对变化结合起来分析,可以发现财政承包制在边际上增加了地方政府分享经济发展成果的比例,模拟出了类似于市场竞争机制的经济发展内在动力机制。但是,各地方政府在财政收支划分等财政问题上往往处于信息优势地位,这就造成了"两个比重"的下降。而分税制则确立了以正式法规为基础的税收分成方案,改变了承包体制下中央与地方一对一讨价还价的局面,从而充当了在新的制度环境下重塑中央与地方分权关系与利益分享格局的关键制度安排。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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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分析了新中国成立以来三次具有重要意义的财政体制的变迁,见证了由"行政性分权"向"经济性分权"的过渡历程,从理论上诠释了每次变革根本原因以及存在的问题,作为一个问题导向型的中国式财政分权如何在"三大关系"中分配财权与事权,是中国财政体制改革的一个突破口。 相似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