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织学习对饭店持续创新能力的影响研究

在全球经济转型背景下,饭店为推动服务创新,满足顾客消费需求的多变性,越来越重视组织学习.文章以长沙、三亚高星级饭店为例,运用结构方程模型(SEM)进行了饭店组织学习对持续创新能力的影响研究,发现知识共享、知识运用、知识记忆对技术创新、制度创新和支持创新的影响较强,知识获取对制度创新和支持创新的影响较弱;饭店必须综合考虑知识获取、知识共享、知识运用、知识记忆等要素对服务创新的影响,才能有效提升饭店持续创新能力,保持领先的竞争优势.     

积极心理学在旅游学研究中的应用

积极心理学是心理学研究的一个新思潮。它关注人类的积极品质,探索人类的美德,主张用开放的、欣赏的眼光去看待人类的潜能、动机和能力等。积极心理学不仅契合社会发展背景,而且迎合民众追求幸福的心理,因此其在学术研究和普通民众中的影响力日渐增加。在澳大利亚旅游心理学家菲利普·皮尔斯等(Philip Pearce,et al.)的引荐下,旅游学,一门致力于提升个人和社会的和谐发展与幸福指数的学科,也开始关注积极心理学的应用。文章首先阐述积极心理学的基本主张,注重条理化归纳,然后对积极心理学与旅游学的融合研究做重点述评,注重客观的应用性拓展研究介绍,最后结合国内外的研究现状和国内实情,认为积极心理学在旅游学研究中具有广泛的应用和提升空间,创新的核心是融合中国传统与当代文化,做有深度的研究。结合国内外研究现状,文章提出三个创新提升方向:关注旅游社区的居民福祉,聚焦旅游与游客个人发展、社会和谐的关系,关注日益庞大的老年旅游群体。     

吉尔吉斯斯坦的政权更迭和独联体内部的颠覆恐惧北大核心CSSCISSCI

格鲁吉亚、乌克兰和吉尔吉斯斯坦相继发生了政权更迭,虽然彼此情况相似,但是背景和过程各不相同。吉尔吉斯斯坦在20世纪90年代初曾被西方国家视为民主的样板,但是后来其政治形势的发展又令西方国家大失所望。吉尔吉斯斯坦在中亚地区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其国内政治发展无法摆脱美国和俄罗斯的影响。在政权的更迭过程中,出现了严重的暴力犯罪,社会秩序遭到严重破坏。各派政治力量应承担起相应的责任,确保国家的和平与稳定。西方国家对独联体内部的政权更迭进行了干涉。在地缘政治的博弈中,俄罗斯仍然是无法忽视的重要力量。     

1945年5月8日后的60年北大核心CSSCISSCI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已60周年。作为战争的发动者和纳粹的受害者,60年来德国始终没有中断对历史的反省,而且这种反省还在继续。德国人认为,对历史的反省至今仍非常必要。德国对历史的反省是深刻的和发自内心的,有时甚至显得过于苛刻。这种正视历史的严肃态度和对历史的深刻反省,使德国人民真正认清了纳粹极权统治的实质及其所犯下的滔天罪行。对战争的深刻反省不仅奠定了反抗极权主义的基础,而且保证了历史悲剧不再重演。     

Bring in the Green Cat

The New York Times, November 15, 2006 I've been a regular visitor to China since 1990, and here's what strikes me most: Each year that I've come here, China's people seem to speak with greater ease and breathe with greater difficulty. Yes, you can now hav…     

全球治理舞台上的中国和印度北大核心CSSCISSCI

冷战后多行为体、多层面的全球治理体系的兴起并没有为发展中国家创造出更多的有效参与全球治理制度的空间,而九一一事件则加剧了发展中国家在全球体系中的边缘化。然而,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中国和印度却崛起为世界经济和全球治理舞台上的关键性参与者,并以强大的力量开始重塑全球治理架构。中国与印度的崛起对工业化国家的发展政策、对西方特别是美国的全球霸权带来了新的挑战。关于中国与印度的崛起对全球治理理论可能带来的影响及其发展趋势,作者给出了一项简要的研究议程。     

本土化和全球化并存下的企业责任和公司治理(英文)

近几年,公司治理日渐成为新的研究热点,吸引了各界广泛的兴趣。从传统意义上说,公司治理研究的是不同国家背景下的企业内部决策权分配的问题。本文却旨在超越传统观念,试图将公司治理概念与日益凸显的全球化统一起来。 为更好地探讨新的公司治理形式,我们粗泛地把它定义为：多重参与者影响下的、聚焦于企业合法利用国内外资源的企业战略决策。此定义带有与“战略方向”意义相一致的内涵。两者均承认治理决策对企业战略方向有影响,后者决定了企业和股东能否获得好的投资回报。 在战略管理领域,“公司治理专注于解决公司内部决策权分配的问题”（Gollis 和 Montgomery,1997）是一个被广泛接受的观点。传统观点认为,企业决策权的制定应局限于对企业资源有明确主张的内部利益相关者,而今,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企业外部的利益相关者也应获得企业决策权的合法权（Hill 和 Jones,2007）。尽管拓宽后的公司治理概念（也就是说,超越企业边界的社会群体与从中选举产生的董事会影响企业资源配置的决策权）常被归入企业社会责任范畴;可一量考虑到企业社会责任涵盖经济,生态和社会等内容,公司治理概念的外延也随之变得广阔起来——它要解决的问题不仅包括如何为公司股东聚焦财富,同时也包括如何对自然与社会环境施加直接的影响。 让我们把基本假设阐述得更清晰些。首先,政府的三个层面,即联邦、州（或省）及地方,对公司治理的影响是有效且关联的;其次,国际关系的描述性效用（可识别为各国基于企业资源决策的竞争性互动）对公司治理的影响越发显著。考虑到影响战略方向与绩效的国际层面互动,我们假设,除了三个传统的政府层面外,还存有重要性不弱于前者的第四层面（称其为超国家层面或许更恰当）。在此层面上,有众多影响企业治理的参与另两种组织（跨国公司、非政府组织）进行了详细讨论。 很明显,跨国公司、非政府组织是影响公司治理的新要素,它的出现已得到文献详细论述（Dah 和Jeegen,2003）。随着非政府组织影响的延展,要掌握当代公司治理的演化,我们需对“全球”和“本土”等几组概念进行扩展。举例而文言主,从“本土”视角看,拉丁美洲仅意味着地球的某一特定方位,如果拉丁美洲真的与世隔绝,用“本土”描述这一时空统一体当然是正确的。然而,由于快速沟通的实现,尤其是互联网的出现,只要点击鼠标,“本土”即刻成为了“全球”。因此,“本土”和“全球”合而为一是全球化的结果。 非政府组织领导者非常清楚全球性的根本改变,他们利用这种改变来增强自己的优势,并依据即定目标最大地发挥该组织的影响力。利用互联网的信息传播或是CNN的新闻报道,基于很低的成本,“绿色和平”组织可在几秒内把一件地区性小事（村落传闻）变成全球性大事（国际流言）。有鉴于此,“本上”不仅仅是方位,它还是发生在这个方位上的所有事件,而这些事件能迅速转化为国际性焦点。无疑,本土和全球已融为一体,我们也必须将他们视为一体。 为进一步阐明公司治理近几年已发生根本变化的观点,本文运用三个安全例来支持这种改变是如何在利益相关者试图影响公司战略方向的情况下发生的。案例一讲述执行墨西哥组装工厂计划的跨国公司回应关于外界呼吁其自主披露战略导向的故事。案例二描写的是沃尔玛在美国某社区建立分店的意图遭非政府组织与当地市民反对而最终落败的历程。案例三介绍多元化的利益相关者（政府、非政府组织、跨国公司、联合国等）如何通过国际制裁、国内立法和行业自治等手段以保护钻石产业免受战略性威胁。     

蒙元时期维吾尔族的国家认同初探

蒙元时期,中央政府为了巩固统治地位和提高包括维吾尔族的西域各民族对中央政权的认同,在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等方面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促进了西域各族人民社会经济的发展,加强了西域与内地的联系和交流。蒙元时期维吾尔族的国家认同主要表现在归属中央政权、支持和拥护元朝政府,在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等方面的贡献。他们国家认同具有政治性、自愿性和全民性的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