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股市波动影响因素实证分析--一个对数线性定价框架的应用

在国内，对引起股市波动的原因研究主要从政策面和基本面两方面来展开的。许多学者从中国政策的多变性来解释我国股市价格的高波动性（如彭文平等，2002），但是股市波动原因分析离开了基本面分析，无疑是十分局限的。而将股市波动与基本面联系起来进行分析的论文主要以经验性的单方程为主，在确定自变量方面存在较大的随意性，该方法的缺陷是缺乏一个整体的理论解释框架，     

上海股市证券贝塔(β)的区间效应

国外研究认为，由于个体证券和市场组合的横截面相关，贝塔估计有下煽现象。然而，通过建立一个简单的模型以研究个体证券和市场组合的横截面相关对不同时间频率估计的贝塔影响后认为，上海股市存在显著的“区间效应”。同时上海股市的实证研究也表明，对日、周、月等不同时间频率，流通市值和交易量对证券贝塔估计的解释力是时变的。     

风险投资对我国技术创新的作用研究

技术创新融资会出现不同于一般融资的外部性、信息不对称和道德风险问题,导致技术创新融资成本高以及投资不足,而风险投资是解决这些问题的一种有效的“市场”方式。本文实证证明了风险投资对我国技术创新有促进作用,但与美国存在一定的差距,于是提出了相关政策建议。     

通货膨胀幻觉对中国股市的影响分析

上海A股市价格波动无法用红利与无风险利率的变化来解释。通过实证分析发现,跟传统理论相反,中国股价跟通货膨胀呈现反向关系。其原因在于Fed模型的拥护者将E/P跟名义利率进行比较来判断股市估值是否合理。中国投资者中存在通货膨胀幻觉。通货膨胀幻觉假设在一定程度上能够解释上海A股市场价格变化,特别是该假设能解释1996-2001年的大牛市。     

我国股票市场非预期收益的影响因素分析

本文运用向量自回归的方法来对投资者未预期到的股票收益方差进行分解,发现在我国股票市场未来预期现金流消息和投资者未来预期收益消息对股票收益波动的影响相差不大.关于未来收益的消息并不独立于关于红利的消息,非预期收益更多地受到了未来预期现金流消息和未来预期收益消息之间的交互影响;未来收益的冲击与未来红利的冲击正相关,意味着关于基本面的好消息会伴随着未来预期收益的上升,股价对红利消息的反应速度低于当投资者期望收益固定时股价对红利消息的反应速度,说明市场效率较低.预期收益过程的持久性意味着预期收益的变化能够引起较大的股价下跌,预期收益1%的增加会引起5%～6%的资本损失.     

社保基金深刻影响中国股市发展

近几年商业保险资金进入证券市场的比列进一步放开，对我国股市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而社会保障基金似乎与股市不搭界，对股市发展影响不大，但事实上，随着资本市场的迅猛发展和国家一系列社会保障制度，政策的贯彻执行，两者之间的互动已势在必行。     

中国无风险利率之谜与股权溢价

按照传统的消费资本资产定价理论,中国股市的高股权溢价只能由投资者的高相对风险厌恶系数来解释。但是这又会产生所谓的无风险利率之谜,因为投资者相对风险厌恶系数高时,其时间偏好率为负,明显不合情理。     

中国银行自由化的数量效应:源于储蓄、资本形成的经验证据

与质量效应不同,金融自由化的数量效应存在于水平方向,它主要表现为对私人储蓄率、宏观投资率的提升和(尤其是对私人部门)信贷可获得性的提高等方面.90年代初期以来,中国开始推进金融自由化改革,并于2005年取得实质性突破.作为市场化改革的最后一个步骤,金融自由化应该在水平方向影响着中国的私人储蓄和投资,但鲜有文献涉及此问题.作为一种尝试,以国内金融部门(银行)为代表,本文计算了一个金融自由化指数.利用这个指数,我们就银行自由化对私人储蓄和投资的水平影响问题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金融自由化的数量效应是显著的:自由化指数每提高1,私人储蓄率提高16%,信贷可获得性提高1%,宏观投资率提高9%.本文结论为中国金融自由化的水平效应提供了有利的经验证据.它也表明,在过去的一个时期,要素效应仍是金融作用于中国宏观经济的重要机制.     

我国股票市场财富效应的实证分析

通过研究消费与居民收入以及股价变化之间的关系,实证结果表明,我国股票市场不存在财富效应,与国内其他相关研究结论不同。     

我国基于总收益形式与超额收益形式估计的证券贝塔比较分析

经过简化的基于总收益形式的指数模型被经常用来估计证券贝塔,但这个模型没有理论依据。由于我国无风险利率的方差与市场收益的方差变动比较起来非常小,短期无风险利率的实际变动对贝塔估计值影响很小,因此,从“预测”的角度看,用总收益形式的单指数模型估计贝塔值可以完全替代具有理论基础的超额收益形式的单指数模型估计的贝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