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惕土地经营城市化的财政和金融风险

目前，关于土地问题的讨论基本上有两个角度，一个是关注农民的失地、失业状况，从维护农民的权利出发来讨论土地问题。另一个是讲地方政府不理性，追求政绩，搞形象工程，以地生财。站在农民的立场上为农民呼吁是正义的，因为按照《土地承包法》，农民有三十年长期的、有保障的土地使用权。但是当政府要搞城市化和工业化的时候，     

农业战略需要重大转变

正目前,中国的农业面临着农地流转和规模经营的困境。中国农地流转的比例达到30%以上,其实并不低。但是,土地流转加快以后,土地的租金和雇工费用上升,农地规模经营利润下降。通过对6万户农户的抽样调查可以发现,小规模农户每亩的平均产值是2614元,大规模户是714元。这说明土地规模扩大以后,劳动生产率虽然上去了,但土地的生产率下降了。通过我们的研究发现,从效果、利润以及对土地的关心来讲,家庭农场是最合适的一种农业经营形式。     

深化农村改革的三个重点

正全面深化改革作为推动乡村振兴的重要法宝,要把制度建设贯穿其中,破除体制机制弊端,突破利益固化藩篱,不断激发农业农村发展新活力。一是重塑城乡关系,促进城乡融合发展。城镇和乡村是互促互进、共生共存的。一方面,要深入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促进农业转移人口稳定融入城镇。另一方面,要鼓励人才投身乡村振兴,培育造就一支新型职业农民队伍,提升乡村人才质量;鼓励工商资     

中国农业绩效的微观土地制度基础 ——《农村土地产权制度与农业绩效》评介

正1引言农村土地制度改革是世界各国制度变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土地制度变革与绩效分析也是发展经济学、制度经济学和资源环境经济学研究者关注的重点。过去40多年来中国农村土地制度实现了从农业集体化体制转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体制的制度变革~([1]),经历了从农民对农地产权的博弈与国家的还权于民,到国家稳定农民土地承包关系与实行农地确权的过程~([2])。在这一进程中,中国农村土地制度的选择     

推进集体建设用地入市为经济增长释放发展空间

继续依靠征地来推进城镇化的增长空间已经越来越小。我国集体建设用地数量巨大(尤其是沿海地区和城乡结合部地区),可以为未来中国经济增长提供巨大发展空间。集体建设用地的依法合理有序入市,有利于提高土地利用效率、加快产业转型和城市更新、减少城乡收入差距。但目前集体建设用地入市还面临抵押融资功能缺失、城乡规划体系不统一、集体组织治理结构改革滞后等问题。建议加大地方试验,形成完善的集体建设用地入市体系,在总结各地经验的基础上,出台集体建设用地入市法律法规。     

土地资本化与农村城市化道路——北京三模式调查

北京的农村城市化出现了三种发展模式,高碑店是政府以土地国有化、攫取土地级差收益为依托主导,郑各庄是农民以集体土地自主参与;北坞是以上两种方式的中间道路——政府主导、农民为主体.比较三种模式,文章认为城市化必须进行土地制度和政策的创新.核心是实现农村集体土地和城市国有土地在规划和用途管制下的"同地、同价、同权";让农民分享城市化进程中的土地级差收益;在城市规划中保留农民长期发展空间,以保障农民长远发展生计;政府为了公共目的的征地必须朝向对农民财产权补偿的方向;以及政府主动消除二元体制,为农民提供与城里人同等的基础设施建设和社会保障等公共服务.     

三农政策中期调整面临的关键问题与策略选择

<正>中国目前的城市化率已经达到52.3%,是一个城市和农村各占一半的国家,如果按照每年一个百分点的城市化率增长速度计算,到2020年,城市化率将达到60%左右。这意味着,未来10年是中国从农村社会向城市社会转型的最关键时期,可以说,这一转型决定着中国现代化的成败,这也是未来五到十年三农政策的背景和基本立足点。决定转型成功的几个关键因素第一,城乡融合。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2012年中国农民工总量     

破解城乡二元土地制度格局

以所有制性质屏蔽集体建设用地进入市场的制度障碍有可能被打破,实现集体土地与国有土地同地、同价、同权,建立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有了政策空间我国土地制度、土地市场、土地法律体系的二元格局,在过去的30年里不仅没有消除,反而更加强化了。从上世纪80年代的几个中央一号文件一直到去年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国家     

土地资本化与农村工业化——广东省佛山市南海经济发展调查

本在对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农村工业化的调查基础上提出，让农民以土地权利参与工业化，可以屏蔽国家征地制度对农民权益的侵害，有利于地方工业化，让农民分享工业化进程中的土地级差增值收益。为了更好地保护农民利益，增加农民收入，应尽快修改现行(土地管理法)中侵害农民土地权益的内容。允许农村集体建设用地直接进入市场，实行国有土地与集体土地的同地、同价、同权。     

政府垄断土地一级市场真的一本万利吗

土地问题的核心,是一个制度问题,是一个在土地级差收益上涨过程中,谁有权及谁应该分享多大收益的问题。但这一看似简明的问题,却因已经形成的利益格局而使之复杂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