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费公平、起点公平与社会公平

促进社会公平是重要的社会政策目标,如何认识社会公平,促进社会公平的关键何在?本文对此进行了思考和分析。社会公平有三个衡量基准:收入公平、财产公平和消费公平,其中,消费公平直接决定着起点公平,因此,扩大公共消费才是改善社会公平的关键所在。     

实施积极的消费政策：目标、思路与建议

全球金融危机对我国的影响比预想的要严峻。国家已经出台了一系列的政策,包括投资、税收、补贴、货币、信贷、担保等方方面面的政策。就总体而言,政府的应对是及时的,措施也是比较适当的。但当前的政策主要侧重于化解国外金融危机对我国实体经济的影响．而对导致我国当前经济增长滑坡的内因估计不足。外因通过内因起作用。国内经济越是脆弱,国外危机的影响就显得越大;     

在公共风险视角下深入构建财政应急管理机制

公共风险是人类面临的共同难题,需要提供公共产品来防范和化解,而应急管理则是其中的一个现实手段。财政为应对各类突发公共事件提供财力保障,因而财政应急管理机制当然是国家应急管理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当前,我国财政应急管理机制还存在法律保障机制不健全、资金管理机制不完善、政策运行机制不顺畅、事权划分机制不明晰、监督评价机制不成熟等问题。基于此,在公共风险视角下深入构建财政应急管理机制,须将公共风险作为一条主线来贯穿,并在此基础上深入推进财政应急管理法律保障机制建设,优化财政应急管理资金管理机制,完善财政应急管理政策运行机制,加强财政应急管理事权划分机制,强化财政应急管理监督评价机制。     

用高质量发展来创新机遇

走高质量发展之路是实现更可持续发展的唯一途径。高质量发展的动力来自创新,条件来自开放,保障来自改革。从国家层面来说,需要把民营企业当作“自己人”,承认民营企业和国有企业都是推动中国式现代化、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力量,稳步提高发展质量,缩小与发达国家的差距;从企业层面来说,应顺应高质量发展的政策方针和宏观趋势,超越“经济人”定位,主动承担社会责任,创造新的价值;从社会层面来说,应认识到数字化作为一种趋势,能引领带动高质量发展。不仅所有企业需要数字化转型,国家也应抓住数字化发展机遇,将数字化作为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     

对经济运行中总量与结构的再认识

三年治理整顿基本结束以后,社会总供求到底处于什么样的状态?是社会总需求过大还是社会总供给过剩?这与产业结构是什么样的关系?近两年产品普遍积压是否意味着国民经济已经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资源约束转向需求约束?如何看待这些问题,不只是关系到短期的宏观经济政策取向,而且还影响长期的改革战略的选择。     

财政改革的关键

正一是要区分国家治理与地方治理。在学术界,财政体制又称为政府间财政关系,但这个概念模糊了国家治理与地方治理在性质上的区别。也就是说,中央与地方之间的财政关系,跟地方内部省、市、县、乡镇之间的财政关系具有本质的不同,不能同等看待。这意味着财政体制改革要分两个层次来进行:一是在国家层面,二是在地     

应对疫情财政政策积极有为要有新思路

2020年的新冠肺炎疫情对我们国家的治理体系、财政体系和财政制度等方面的调整和优化提出了新的挑战。面对当前疫情影响,积极的财政政策怎么发力,需要我们跳出传统的思维,全面分析经济社会各领域公共风险,从稳定市场预期和增强社会信心的角度,让财政政策更加积极有为。     

纠结的经济形势正是调结构的好时机

当前经济形势很纠结,不确定因素较多。明年的宏观经济政策何去何从,不只是关系到明年,也关系整个“十二五”时期。     

中原经济区建设的全局意义、历史机遇及优劣势分析

建设中原经济区已经相继列入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国家十二五规划。建设中原经济区,并推动上升为国家战略,是对走出一条不以牺牲农业和粮食、生态和环境为代价的工业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三化协调科学发展道路的大胆探索。实现三化协调科学发展,其内含的两难矛盾和已有的国内外负面案例都提示着中原经济区建设将面临一系列严峻挑战和艰巨任务。为此,需要在尊重市场机制配置资源基础地位的同时,充分、合理调度政府各项调控手段,特别要发挥财税政策在机制创新、结构优化、增加有效供给、雪中送炭和解决复杂矛盾等方面的积极作用,通过区域、层级间的区别对待弹性和针对性调控力度,切实增强农业生产在资源竞争中的优势地位,落实好统筹补偿机制,促进三化均衡协调。本研究报告从中央和地方政府层面,提出了财税政策支持中原经济区建设的政策建议,并综合考虑三化协调科学发展的难点、机会成本、巨大的正外部效应以及经济区的自身条件,重点突出了中央层面的财税支持政策和体制机制创新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