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周期的实证分析

对中国经济周期的研究是许多经济学家普遍关注的问题。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按照理论界比较有代表性的“谷-谷”划分法,中国经历了四个经济周期。本文运用聚类分析方法对1978年～2003年中国经济周期进行了实证分析,得出与“谷-谷”划分法相同的结论,同时分析了2003年中国经济是否是新一轮经济周期的开端这一问题,并对2004年中国经济增长进行解释。     

我国征收生态税的双重红利效应实证研究

自“庇古税”提出以来,税收手段已成为通过调控宏观经济来约束企业的排污行为,从而达到保护环境目的的一种重要手段。本文利用2006—2018年的面板数据,基于EBM模型与GML指数测算出绿色全要素生产率（GTFP）,在此基础上研究生态税收能否实现“绿色红利”和“蓝色红利”。研究发现：征收生态税具有一定的污染减排效应,但生态税收处于0.4666～0.7228区间内才能带动经济增长质量的提升,产生预期的“蓝色红利”。为了更好地实现“双重红利”,应不断推进生态文明制度改革、增加有效人力资本供给、加快生态领域技术创新、调整和优化产业结构,构建完整的生态税收体系。     

广西财政支农对农民增收的效应研究

研究表明,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以及地方政府政策的支持,广西的财政支农规模不断增加,农民增收越来越快,财政支农对农民增收具有非常明显的正效应。然而,财政支农力度仍然较弱,城乡收入差距较大,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结构不理想。为此,需要制定相应措施,解决存在问题。如继续加大财政支农力度;加快农民增收步伐,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加强财政支农政策引导,合理调整农村居民收入结构;加大农村地区教育资源投入。     

中国与越南货物贸易的互补性研究

贸易互补性问题是国际贸易中重要的研究领域之一。本文运用贸易互补性指数实证研究了中国与越南之间的贸易互补性。研究表明,中国与越南之间存在着紧密的贸易联系,两国之间的贸易互补性较强。贸易互补性在行业(或产品)中存在明显的差异,在两国之间第六类商品的贸易中以产业间的互补性为主。中越两国贸易仍然存在一定的问题,不确定影响因素较为复杂,贸易竞争和贸易摩擦不断出现,这需要两国客观看待和处理。     

信息不对称与农产品市场发育:来自食品市场的经验证据

改革开放二十多年以来,我国农产品经历了从“食物保障”到“质量安全”发展的历史性变化,农产品质量安全问题日益受到重视。此外,“农产品质量安全”问题已严重制约了我国农产品市场发育,其中质量信息不对称是导致质量安全问题,并进而影响到农产品市场交易规模的重要原因之一。本文试图运用信息经济理论的框架,从供给与需求两个角度较为深入地分析信息不对称对农产品市场发育的影响,并给出了减少农产品市场信息不对称的政策含义。     

中国低碳经济发展的现状、存在问题及对策

当前我国发展低碳经济存在较多问题,如能源加工转换效率仍然较低,以高能耗推动经济增长,经济快速增长与环境污染并存,低碳经济的发展受产业结构、能源结构、资金科技水平的影响,发展低碳经济的相关政策措施有待完善。为此,我国需要制定相关措施,如需要进一步加强环境污染治理;调整产业结构;优化能源结构,提高能源利用率;进一步加强政府在节能减排中的关键作用;发展生态环保产业,提升社会的生态和经济效益,真正实现低碳经济发展。     

广西向海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的评价研究——基于推动向海六个关键点的视角

本文从推进广西向海六个关键点的视角构建了向海经济高质量发展评价指标体系，并利用2012—2021年的相关数据进行实证。实证结果显示：广西向海经济发展水平整体呈现波动上升趋势，其中道路建设和科技创新水平逐年递增，生态效益处于波动上升态势，在产业体系、开放合作和招商引资方面并不乐观。广西在向海经济发展过程中，海洋产业结构布局与协同能力存在缺陷、向海开放的营商环境存在不足、向海招商引资人员专业化程度不高。针对这些问题，本文提出了相应对策：广西需要探索建立城市间的协同发展机制，推动向海产业差异化布局；协调持续优化营商环境，促进向海经济发展；建设一支有战斗力高水平的招商人才队伍，推动招商引资工作；坚持开发与保护并重，大力发展现代海洋产业；加强陆海通道建设，强化陆海通道综合服务能力；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提升向海经济产业竞争力。     

我国调节货币供应量会影响股价变动吗？——来自2000—2021年季度数据的证据

调节货币供应量是我国实施货币政策的重要中介目标之一，研究货币供应量的变化是否会影响股价的变动及影响程度的大小具有重要意义。文章选取2000—2021年各季度我国不同层次的实际货币供应量及季度末上证综指的收盘价作为样本，运用向量自回归模型对货币供应量影响股价变动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发现：我国货币供应量对股票价格有一定影响，但效果并不明显，并且在一些发展过程中股价的波动没有同步于货币供应量的变动。最后文章从证券交易的投资者要密切关注货币政策的变动，提高投资能力与风险规避能力；政府部门与货币当局应尽快建立联系货币市场与资本市场的融通机制，提高货币政策的实施效率等提出了相应政策建议。     

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能源合作的经济溢出效应研究

随着“一带一路”建设的持续深入,国际能源合作的领域和范围进一步拓展,其能否产生经济溢出效应值得深入研究。构建了能源合作对经济增长影响的基准回归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利用我国与18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2012—2021年的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能源合作不仅能直接促进东道国经济增长,还能够通过影响东道国的外资流入和基础设施建设来促进其经济增长,且高能源合作程度国家对东道国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高于低能源合作程度国家。由于能源合作能更好地促进“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经济增长,为保障我国与沿线国家能稳定开展能源合作,我国可从提高东道国重视程度、引领各国差异化合作、促进双方重大项目达成3个角度出发,推动能源合作向纵深发展。     

我国数字经济发展赋能生态环境保护的实证研究

基于2007—2020年省际面板数据，考虑数字基础设施、数字创新和数字应用因素拟合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指标，将工业三废和能源消费指标结合构建生态环境指标，通过双固定效应模型、中介效应模型和门限模型，实证研究数字经济发展对生态环境保护的影响和机理，并进一步对影响效果的地区异质性和非线性特征进行实证。结果表明，我国数字经济发展及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因素对生态环境的改善具有正向推动作用，分地区实证显示数字经济对中部地区生态环境保护的赋能作用优于西部，对北方推动作用超过全国平均水平；中介效应的检验结果说明数字经济现阶段通过产生基础设施效应和资源配置效应赋能生态环境的保护；门限模型回归结果验证了数字基础设施因素对生态环境保护赋能的非线性作用效果，数字基础设施因素对作用效果的影响呈现“边际递减”特征。结合我国的生态环境保护面临的经费不足、技术水平不够和规范性不足等问题，为了更好地发挥数字经济赋能生态环境保护，我国应高度重视数字化发展对生态环境保护的赋能作用，利用各数字化因素建立环境保护体系、生态信用体系以及生态执法系统，积极推动生态环境的保护工程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