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周期的非对称性和相关性研究

本文利用时间序列模型等计量方法 ,对一些主要宏观经济变量序列进行随机分解和相关性分析 ,对经济周期的非对称性和长尾性质进行大量实证检验 ,对一些主要宏观经济变量序列之间的扰动和关联进行了计量分析 ,从中不仅识别了经济波动当中的各种非对称类型 ,而且分析了产生非对称的原因。本文分析得到的一些重要检验结果 ,可以作为描述中国经济波动的重要典型化事实 ,可以用于进一步分析和判断中国经济的运行趋势 ,检验和校正相应的经济理论。本文认为中国经济周期的非对称 ,主要是由固定资产投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非对称性造成的 ,而价格水平和总需求等因素却保持了比较明显的稳定性。通过经济周期的非对称分析和经济变量周期成分之间的关联性分析 ,我们也具体地分析了宏观经济政策的有效性、方向性和时滞性     

中国“自然增长率”与经济长波主体的内在关联性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增长形成了一轮迄今已经30年的长波轨迹。中国经济增长接近"自然增长率"是形成经济长波的必要条件,"自然增长率"与经济长波之间存在内在关联。中国经济长波的初始阶段是"总供给单因素驱动"阶段,而当总需求成为经济均衡的短边因素后,经济长波开始进入主体区位,并且经济增长的稳定性逐步加强。中国经济长波的期限结构具有整体上的对称性,因此可以预期中国经济长波的尾部仍然具有接近"自然增长率"的稳定属性。     

从“软着陆“到“软扩张”——论我国经济增长的阶段性和宏观经济调控的政策取向

为了实现建设全面小康社会的战略目标,在未来18年当中,我国经济增长速度必须维持在年增长8％左右的水平上,因此8％的增长速度便是“全面小康增长”速度的基本要求。目前我国经济增长速度正处于这个平均增长速度上,这要求我国未来经济增长过程不仅具有相当的稳定性,而且还要求经     

中国沪深股市收益率和波动性的实证分析

沪市和深市股票收益率和波动性之间具有相互作用和相互影响，存在股价变化和走势之间的互动作用和示范效应，我们发现两市收益率序列之间具有长期协整关系，这说明它们存在类似的长期趋势成分；它们的短期误差修正系数存在一定的差异，这说明它们具有相异的短期波动模式；我们利用GARCH模型等非对称性方法发现两市之间存在显的波动“溢出效应”和“杠杆效应”，这说明两市资金的流动性约束较低，投资主体的相关性较强，两市收益率和波动性之间具有一定程度的整合性。     

我国财政政策作用机制与经济周期波动的相关性研究

我国积极财政政策在总需求管理过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通过判断我国财政政策工具和财政政策规模与经济周期波动之间的关联,描述结构VAR模型中财政政策的作用和反馈过程,我们发现我国积极财政政策操作过程中体现出了一定程度的相机选择性和对经济周期阶段的依赖性,这意味着在我国经济增长已经出现"软扩张"的经济周期态势下,应当适当调整财政政策的期限结构和政策工具,加强货币政策的组合作用,继续保持积极财政政策对国内产出的作用方向.     

通货膨胀和紧缩下经济政策乘数作用的对比

在通货膨胀和通货紧缩环境下，宏观经济政策具有不同的作用效果。新凯恩斯经济学认为，在通货紧缩环境下，由于价格粘性和调整成本等原因，将导致经济政策乘数作用更为显著。但是我们通过模型检验发现，在我国经济运行的不同价格变化阶段，这种新凯恩斯经济学有政策命题并不成立。在通货紧缩环境下，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乘数均出现了明显降低，其原因是有效需求不足，导致政府投资乘数作用下降和货币政策实际作用减弱。     

我国货币政策中规则成分与随机成分的识别与检验

货币政策中存在可观测和不可观测成分。一般情况下,可观测成分大都体现了货币政策的规则性,而不可观测成分体现了货币政策的相机选择性。由于经济个体可以预期到规则性成分,而无法预期相机选择性成分,因此相机选择性货币政策可以产生实际作用。通过建立状态空间模型对货币政策中不可观测成分进行估计,我们度量和检验了我国货币政策状态及其有效性。     

我国货币政策的中介目标与宏观经济波动的关联性

我们使用结构向量自回归模型对货币中介目标中的结构性扰动进行分离和识别。我们分别描述和检验了1993年1月至1997年12月的信贷规模中介目标和1998年1月至2007年12月的货币供给中介目标。通过具体检验发现,我国货币政策的中介目标与宏观经济周期波动具有显著的关联性,货币政策冲击的作用机制和货币政策效应依赖经济周期的具体阶段,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的转变是宏观经济调控和经济运行的内在要求。     

美国货币政策溢出效应特征的国际对比研究

以探究美国货币政策的外溢效应特征为出发点，选取资源进出口国家、持有大量美国外债国家以及与美国合作紧密的发达经济体这三类样本，运用TVP-VAR模型研究美国量化宽松与退出量化宽松政策对不同经济类型国家的溢出效应特征。研究发现：经济结构单一、边际进口倾向与出口乘数偏大的国家在面临货币政策外溢冲击时表现得最为脆弱；外汇储备结构缺乏灵活性、美元资产占比过高的国家也会面临严重的资本缩水风险，而资本管制一定程度上能规避货币政策的利率传导冲击。因此，在后疫情时代中国经济稳步启动的同时也要谨慎防控美国货币政策的输入性风险，更加重视科研创新，努力发展先进生产力，减少对于进口的依赖；完善货币篮子结构，避免以巨额外债和国际热钱作为核心外汇储备，分散外汇储备风险；继续加强资本管制，努力推进人民币汇率市场化改革，提高汇率双向波动弹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