央行沟通的有效路径：基于内容与形式的识别

基于包含信息摩擦与信念冲击的理论分析和结构向量自回归模型的检验结果表明，基本面冲击提高预期宏观经济指标偏差，信念冲击降低预期宏观经济指标偏差，并且基本面冲击主要作用于实际宏观经济指标，而信念冲击主要作用于预期宏观经济指标。进一步地，利用大数据文本识别技术识别央行以书面形式与口头形式沟通的内容，从而辨识央行沟通的有效作用路径。分析结果表明，央行沟通能够通过调节微观主体信念，间接作用于预期偏差。其中，书面形式沟通与有关经济基本面的叙事适用于调节产出信念，口头形式沟通与有关货币政策倾向的叙事适用于调节通货膨胀信念；书面形式沟通对预期偏差的作用效果优于口头形式，有关经济基本面的叙事相较于货币政策倾向叙事更加有效。因此，央行沟通需充分发挥调节微观主体信念与纠正预期偏差的作用，尤其是以书面形式的沟通以及有关经济基本面内容的叙事。     

央行沟通与经济不确定性预期管理——基于大数据文本分析的研究

在百年变局和世纪疫情交织导致我国经济不确定性上升的背景下，通过央行沟通进行预期管理具有重要意义。本文运用大数据文本分析方法构建的央行沟通指数和动态因子随机波动模型构建经济不确定性指数，使用MF-VAR和FA-TVP-VAR模型实证研究了我国央行沟通对经济不确定性的政策反馈及其政策效果。研究结果显示，央行沟通指数能够较好地拟合我国货币政策的松紧变化，央行沟通指数与经济不确定性指数具有耦合性。在重大危机事件发生导致经济不确定性上升时，我国央行沟通能够及时对其进行政策反馈，并且对金融市场预期管理效果显著，同时也通过货币政策实际操作来干预金融市场，但实际调控存在一定的传导时滞和阻滞。对于不同类型的重大危机事件造成的经济不确定性冲击，央行沟通的政策反馈程度以及预期管理效果存在差异性，金融危机时期的效果最强，疫情时期和贸易摩擦时期的效果较小。为提升央行沟通的预期管理效果，建议对可能发生的危机事件及时预警，第一时间释放清晰的政策信号。     

中国财政政策乘数的时变特征及经济周期相依性研究

本文运用时变参数因子增强向量自回归(TVP-FAVAR)模型测算多种时变财政乘数，结合时点脉冲响应函数分析经济周期中财政政策稳定经济的多种理论机制。研究发现：(1)我国时变财政乘数同时具备短期的周期性变化和阶段性的结构趋势。在2012年之前，财政支出对产出和消费的乘数效应有着明显的逆国内经济周期趋势，财政支出对投资的乘数效应则呈现出强劲的上升态势，但在2012年后，财政支出对产出和投资的乘数效应受到经济结构失衡的影响均发生结构性的下滑，而财政支出对消费的乘数效应保持平稳水平；(2)财政支出对进口和出口的乘数效应都具有“先升后降”的顺世界经济周期趋势，前者稍高于后者，我国扩张性财政政策总体上产生正向外溢效应，但该效应在后危机时期不断减弱；(3)在亚洲金融风暴、全球金融危机和经济新常态这三个典型的经济波动阶段，财政政策均能通过汇率、金融、信贷、股市等渠道有效地稳定经济，且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具有协调性特点，这些都对财政乘数有促进作用，而政府债务累积渠道和进口外溢渠道的存在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财政政策效果。     

解构中国经济韧性——即时监测、联动辨识与贡献分解

本文基于经济增长脆弱性的测算模型，对中国省级经济韧性进行动态测度。在此基础上，运用MAI-AR-SV模型，分别提取中国宏观及区域层面经济韧性的共同因子，旨在系统性监测经济韧性状态变迁的同时，辨识经济韧性间联动机制的演化过程。进一步，通过对省级经济韧性的内生驱动因素进行贡献分解，深入辨析经济韧性的区域协同与异质分化特征。研究发现：(1)中国宏观经济韧性的动态演化路径存在显著的“事件驱动”特征，在极端事件冲击下，经济韧性表现出明显的波动态势。近年来，尽管受到全球重大公共卫生事件冲击，但中国经济恢复较快，继而于2021年由低韧性攀升至高韧性状态，意味着中国经济富有强劲的增长韧性。(2)中国区域经济韧性的状态变迁路径在样本区间内呈现出显著的异质分化特征，但是，随着后疫情时期经济形势的相对稳定，四大区域的经济运行无一例外地步入高韧性增长路径，这表明，中国经济稳定向好的长期发展趋势仍未改变。此外，区域经济韧性间的联动辨识结果表明，区域经济韧性已然由传统的三元分布结构演化为相互促进、优势互补的协调发展格局，具体表现为东部率先引领，同时仿射其他三区的雁阵式联动网络。(3)中国省级经济韧性的贡献分解结果...     

我国货币政策调控对产出和通胀影响的水平效应和波动率效应研究——基于VAR模型和局部投影模型冲击反应函数的实证分析

在“三重压力”下，我国货币政策调控要实现“稳增长”和“防通胀”在水平值和波动率上的“双重稳定”,既要保持适度经济增速，又要防止通货膨胀快速上升，还要防止产出和通胀波动形成的经济风险。为此，文章使用了局部投影方法和VAR模型方法计算了数量型和价格型货币政策的冲击反应函数，以此刻画货币政策对产出增长率和通货膨胀率的水平值和波动率的动态效应。实证结果表明，数量型货币政策对经济增长率和通货膨胀率均具有水平值上的显著正向效应，同时具有降低产出波动而提升通胀波动的冲击效应；价格型货币政策也对经济增长率和通货膨胀率具有显著正向效应，同时具有降低产出波动率和通胀波动率的双重稳定功能。因此，当前货币政策操作仍然要以价格型货币政策为主，以此实现货币政策逆周期和跨周期调控功能。     

经济增长的体量扩张与质量提升：不可兼得还是协同促进?——来自质量型经济周期的新证据

面对需求收缩、供给冲击和预期转弱三重压力，中国经济下行压力明显加大，如何在新形势下实现“量”的合理增长和“质”的稳步提升成为了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为此，文章结合区域协调发展和高质量发展理念，采用分层因子模型对中国各地理层级的质量型经济周期进行识别，并在此基础上采用时变因子模型对一省经济增长的量质贡献进行详细分解。研究发现：第一，经济增长数量与质量在新常态之前具有逻辑一致性，在此之后，不同于数量周期的下行，上行的质量周期于高质量发展阶段明确之时达到波峰；第二，东北和中部地区是全国质量型经济周期波动的主要诱因，其域内省份的异化特征也最为明显，而东部地区则起到熨平周期的作用，其域内省份的协同机制最为成熟；第三，对于大部分省份来说，经济增长数量和质量基本呈现协同促进的态势，这说明我国已基本奠定良性高质量发展的基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