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的货币政策是否应对股价变动做出反应?

本文运用现代协整分析、误差修正模型和格兰杰因果分析等现代时间序列分析方法 ,实证考察了若干发达国家和新兴发展中国家 (地区 )股价指数和实际国内生产总值以及消费价格指数之间的动态关系 ,发现当一国股市发展到一定水平时 ,股指与实体经济间存在着较为显著的多重协整关系和双向因果关系 ;也考察了我国上证综指与实际国内生产总值之间的动态关系 ,发现股指与实体经济间存在着双重协整关系和单向因果关系 ;最后 ,通过进一步考察我国股市的财富效应和投资效应及理论分析 ,可操作性地提出了我国货币政策应对股价变动做出适时反应 ,而且当前应当做出反应的政策建议。     

部门利益与全球货币——人民币、美元和国际货币政策的国内基础

本文认为:一国决策者在决定是否支持本币的国际货币地位时,通常会受到国内部门利益集团游说的影响。对于美国来说,美国国内部门利益集团的游说不可能迫使美国政府有力地保卫美元的国际地位;对于中国来说,中国国内部门利益集团也不可能促推中国政府将人民币彻底充分地国际化。因而,从国内部门利益的角度来看,未来国际货币体系的特点是勉为其难的主导货币之争,而不是中美之间白热化的货币竞争。     

数字普惠金融与实体经济协同发展的地区差异及效应研究

基于2011-2018年省级面板数据,采用Dagum基尼系数、核密度估计和标准差椭圆等分析工具,实证研究了数字普惠金融与实体经济协同发展对我国宏观经济的影响.研究发现,我国数字普惠金融与实体经济协同发展水平保持一定的增长态势,但整体上现有的协同发展水平仍然比较低;数字普惠金融与实体经济协同发展存在一定的空间异质性,东部地区协同发展水平均值显著高于中西部地区,数字普惠金融与实体经济协同发展存在非均衡发展态势;数字普惠金融与实体经济协同发展水平的地区相对差异虽然在逐步缩小,但现有的总体相对差异仍旧较大.数字普惠金融与实体经济协同发展水平的提高对我国宏观经济增长有显著的正向促进效应;相比较而言,西部地区数字普惠金融与实体经济协同发展对宏观经济增长产生的效应最大,东部次之,中部最小.为提升数字普惠金融与实体经济协同发展水平、缩小地区差异,各地区要强化数字普惠金融的支撑作用,引导数字普惠金融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以及针对现有的数字普惠金融与实体经济协同发展存在的空间非均衡现象,积极探索数字普惠金融与实体经济协同发展的区域协调机制.     

我国转轨现阶段货币调控基准利率的选择

文章逐一分析了我国转轨现阶段一年期储蓄存款利率、再贷款利率、再贴现利率、国债利率和银行同业拆借利率等利率作为中央银行宏观间接调控的基准利率的合理性和可行性,论证了银行同业拆借利率最适于作为央行货币调控的基准利率;同时也指出,在我国现阶段,银行同业拆借利率要真正发挥基准利率作用,尚有待于整个利率体系的市场化,有待于央行金融间接调控体系的完善,有待于央行的中间目标和操作目标实现从数量型向价格型的转变。     

基于收益率视角的中国股市与国际股票市场联动性研究

本文采用回归分析、模拟交易和极值分析等实证分析方法,考察了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标准普尔500指数和伦敦金融时报指数与上证综指收益率之间的联动关系.结果显示,当前我国股市指数与国外主要股市指数之间已经具有了较明显的联动性.     

西部大开发投融资战略：思考与建议

我国实施西部大开发,制定投融资战略,首先必须遵循“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否则,违反了生产力标准,降低了效率,“公平”也实现不了,其次必须冷静,全面地分析西部地区配置资源的优势所在,特别是通过西部地区实行显的制度创新,再造俦,从而高效率地吸引巨额投资资金,只有在与上述两个重大问题的观点相适应的基础上,才能对西部大开发投融资战略提出一系列对策建议。     

人民币名义升值是否"人民币升值"

以开放的宏观经济为框架,以厂商利润最大化为微观经济基础,本文提出并构建了两国货币政策的粘性均衡汇率效应模型。应用此模型,本文对1992~2000年人民币汇率进行了定价,对2001年的定价进行了预测。本文提出并建立了基于定价汇率的本币升值新度量。以此为基础,本文度量了1993~2000年人民币汇率升贬值过程,并预测了2001年人民币升贬值度量。本文对人民币粘性均衡定价汇率及基于这一定价汇率的人民币升贬值度量进行了弹性分析。最后,本文获得了名义汇率升值并不意味着汇率升值等重要结论。     

我国新型城镇化进程亟待广大中小企业的科技创新竞争北大核心

后危机时期,我国经济发展的最大潜力在于新型城镇化。但是,我国由于缺乏产业集群的依托,制约了城镇化进程的推进。要解决这一问题,必须大力培养科技型中小企业,鼓励科技创新,扶持科技型产业,加大科技金融支持力度,促进广大中小企业在科技创新上的相互竞争,进而推动新型城镇化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