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宏观税负水平与财政困难关系研究

本研究认为，合适的税负水平的实证研究应以发展水平相当和已经取得成功为选取分析材料的依据。为此，本研究筛选出了三类合适的宏观税负资料进行分析，并得出结论：未来10—20年中我国小口径的宏观税负水平适宜区间为（9．4％，19．0％），中口径的应为（12．4％，27．2％）。即使以此标准来衡量，中国现行的宏观税负水平也并未低到应该立即调整的危险地步。因此本文认为我国当前的财政困难的主要原因并不是税负不足，而很可能是与职能减少不相吻合的政府膨胀与浪费。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的改革就应以制度变革与政府职能转化为突破口而进一步深化，并促进中国经济的进一步市场化，而不能以费改税为手段，重新增加财政规模及政府控制的范围。     

治理绩效测度与政治算术内涵初论（下）——兼与邱东教授商榷

本文从东西方文明比较的视角指出,不同的价值观产生了不同的治理模式,不同的治理模式发展出了不同的测度指标体系。本文认为,中国的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应坚持东方治理模式的“以人为本”特征,并以此为基础分析了科学实证对政治决策、定量分析对定性分析的补充作用,讨论了政治算术与治理绩效测度以及治理绩效测度与公共经济运行之间的学理关系。本文认为,国家治理的理论基础是公共产品的供求关系逻辑,而国家治理绩效的评价就是公共产品供给的绩效评价,因此经济统计、治理绩效与政治算术的测度对象是政府的公共服务。因此,经济统计与治理绩效指标体系的确定需要以公共服务消费者的需求为依据来进行设计,政治决策应更多地依赖以利益取舍为内涵的政治算术,而不是以效率高低为内涵的经济测度。     

中外税种结构历史演变的启示

由古老的直接税体系向近代的间接税体演变，进而再向现代的直接税体系演变，是经济发展的进程本身决定的，我国建国以来的税收历史同样证实了这个规律。因此，本文认为，我国税种结构的选择必须以现阶段的国情为依据，不能盲目照搬发达国家的“先进模式”。     

治理绩效测度与政治算术内涵初论（上）——兼与邱东教授商榷

本文从东西方文明比较的视角指出,不同的价值观产生了不同的治理模式,不同的治理模式发展出了不同的测度指标体系。本文认为,中国的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应坚持东方治理模式的“以人为本”特征,并以此为基础分析了科学实证对政治决策、定量分析对定性分析的补充作用,讨论了政治算术与治理绩效测度以及治理绩效测度与公共经济运行之间的学理关系。本文认为,国家治理的理论基础是公共产品的供求关系逻辑,而国家治理绩效的评价就是公共产品供给的绩效评价,因此经济统计、治理绩效与政治算术的测度对象是政府的公共服务。因此,经济统计与治理绩效指标体系的确定需要以公共服务消费者的需求为依据来进行设计,政治决策应更多地依赖以利益取舍为内涵的政治算术,而不是以效率高低为内涵的经济测度。     

发展与治理：乡村振兴的文明内涵与现代意义初探（下）

随着乡村振兴成为国家战略,对乡村振兴进行研究与关注的文献和新闻也日渐增多。但已有的研究与关注大多是从“三农”问题的角度切入,从乡村旅游的角度进行渲染,更多是一种就事论事的短期思考,很难与“战略”二字相匹配。本文从民国以来的文献梳理入手,并借鉴美国的教训,将乡村振兴放在人类文明模式转型的角度进行思考,对乡村振兴战略的内涵与实现路径进行了分析。本文认为,乡村振兴的目标是为人类的现代化提供一种新的社会组织结构,尽管人才与理念是振兴的关键,但乡村振兴的基础仍然是产业,尤其是制造业的发展。只不过,由于通讯技术的发展与人类需求的分化,以乡镇为基地的“生活在乡村,服务全世界”的现代产业模式与生活模式正在成为可能,并将成为乡村振兴的最终目标。     

近年来我国宏观税负水平问题研究综述

1990年以来的国内宏观税负研究，多以振兴财政为目的，研究方法难免局限于历史经验的总结及比高不比低的盲目横向对比。此间有人意识到直接攀比研究方法的局限性，注意到了统计口径以及国情因素的可比性问题，并通过调整计算出了比较可靠的我国三个口径的宏观税负水平，为宏观税负水平研究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数量分析的尝试同样将我国的税负研究推到了经济学研究的前沿阵地，但选择材料的方法及所选材料本身的局限性使其科学性打了折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