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对外贸易地区差异的实证分析

本文以有形对外贸易为研究对象,以统计资料为基础,利用因子分析的方法,针对我国31个省区的对外贸 易水平,采用28个对外贸易的指标,对对外贸易省区进行分类,并对它们的特征、形成原因等进行了分析。在此基础 上根据比较优势原理,对区域性对外贸易战略进行了研究。     

重庆电信消费市场分析与预测

中国的电信市场一直被认为是最有潜力的市场之一，本文以重庆市为例，对电信市场消费水平进行了分析和预测。     

技术选择：“因势利导”还是“适度赶超”？

研究目标：面对“因势利导”与“适度赶超”两种看似相悖的技术选择战略,发展中经济体应该如何抉择。研究方法：利用1990~2014年的中国省级宏观数据与典型行业数据,通过多种实证工具分析了不同人力资本条件下技术选择战略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发现：20世纪90年代以来,赶超式的技术选择战略总体上抑制了中国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而人力资本则构筑了适宜采用“因势利导”还是“适度赶超”战略的分水岭。在人力资本积累不足的情况下,技术选择必须严格遵循要素禀赋的演进趋势;而在人力资本积累充分的情况下,适度偏离要素禀赋的技术战略将是更具效率的政策选择。研究创新：以人力资本为线索为两种技术选择战略搭建了一条能够相互实现逻辑自洽的理论框架。研究价值：为中国各地区选择适宜的技术进步路径提供了参考依据。     

西部产业结构调整的理论、误区与新产业发展观

一、几种思想与理论1、资源禀赋决定论。该观点认为西部地区是中国自然资源最为丰富的地区，而劳动力资源又最为廉价，因此产业发展的成本最低，产业也就具有竞争力。持这种观点的人大多是学界的泰斗和政府的管理者，该群体具备相当的决策力量。他们认为，西部既然有这样的优势，就应当遵从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发展资源密集型产业和劳动密集型的产业。     

中国对外贸易省区差异

近年来,在我国贸易不断增长的同时,地区间的差距也日益扩大。考察全国31个省区的商品进出口情况,可以发现各省区之间在进出口总额、进出口商品结构、进出口增长方式、进出口企业性质、进出口贸易方式、贸易条件、出口增长弹性系数等方面存在着一定差距,从而导致了我国省区外贸的非均衡发展现状。     

西部产业结构调整的理论误区与新产业发展观

在分析西部地区的具体实际基础上 ,文章认为 :目前西部产业结构调整和培育所采用的理论指导非常有害 ,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认为西部资源禀赋好 ,因而应当发展与其资源相关的产业 ,而忽视资源禀赋的限制性 ;认为国际产业转移为欠发达地区的发展带来机遇 ,造成发展的盲目跟风 ;不顾地区发展的实际 ,认为产业结构越大越好、越全越好 ;受自由市场主义的蛊惑 ,造成经济资源不合理利用。为此必须建立新的产业发展观 ,这就是 :生态产业主义 +国家战略 (新型工业化 ) +市场经济 =可持续市场经济。     

环保投资运行效率的评价与实证研究

近几年来,我国环保投资增长很快,但是我国环境质量的改善却不明显。通过运用“环保投资优先增长模型”,对我国环保投资的运行效率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我国环保投资所取得的治污效果相对于其自身的高速增长是不成比例的,其运行效率非常低效。     

中国金融发展与城乡收入差距关系的再检验——基于面板单位根和VAR模型的估计

金融抑制被认为是导致我国扭曲的金融发展拉大了城乡收入差距的最主要原因,而东西部金融发展的市场化水平差异使得金融发展与城乡收入差距也表现出非完全一致的关系.本文运用面板单位根和VAR模型的实证结果表明,无论是东部还是西部地区,金融发展与城乡收入差距均表现为非同阶单整变量,从而并未支持二者之间长期均衡关系的存在;但从短期来看,西部金融发展显著的构成了城乡收入差距扩大的Granger原因,而这种因果关系在东部地区却并不显著.     

中国省际国有与非国有工业集聚比较研究——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通过利用1987￣2003年的省级面板数据对我国的国有与非国有工业集聚现象进行比较研究,研究结果表明在此期间中国的工业集聚特征日益显著,而这主要又是源于非国有工业集聚程度的提高,非国有工业较之国有工业具有更为显著的集聚特征。我们对影响国有与非国有工业集聚因素所做的计量分析结果表明,由于国有企业改制的不彻底,其仍然承担了大量的政策性负担,使得各种经济因素对国有工业生产布局的影响仍然很微弱;而非国有工业由于产生并成长于改革开放后的市场化改革过程中,其生产布局显然受到经济因素的支配,经济地理、新经济地理理论和经济政策因素均对其具有很好的解释力。     

分税制改革、地方政府干预与金融发展效率

文章对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在改变中央与地方政府财政收支格局的同时,是否使地方政府施加于金融部门的行为方式也趋于变化作了系统考察。研究显示,正是由于分税制改革切断了财政收入与支出的联系,使得地方政府面临着沉重的财政负担,从而导致了其普遍加强了对金融信贷行为的干预,不利于金融部门发挥其价值发现与企业监管的职能,进而也必然导致金融信贷资金配置的低效率。计量分析结果也有力地支持了上述观点,其政策含义是将财政体制、金融体制和政府体制改革纳入同一个框架中将有利于减少制度转型过程中的“摩擦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