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户籍制度改革参与意愿的影响因素分析——基于重庆市228位农民的调查数据

本文以对重庆市228位农民的实地调查数据为基础,通过建立二元Logistic模型分析了农民户籍制度改革参与意愿的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农民的婚姻状况、家庭规模、故土情结和对城乡生活节奏差别的关注程度等因素对其户籍制度改革参与意愿有负向影响;农民的家庭总支出、子女的城市求学状况、成员外出务工状况和是否有城市亲戚关系等因素对其户籍制度改革参与意愿有正向影响。此外,土地流转补贴、社会保障覆盖面和公共服务供给力度等政策支持情况对农民户籍制度改革参与意愿也有正向影响。而农民的性别、年龄、文化水平、家庭总收入和政府设定的计划生育政策过渡期等因素则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对其户籍制度改革参与意愿无显著影响。     

经济转型对居民收入差距的影响及其路径变迁(1980～2002)

基于1980年～2002年我国居民基尼系数和非国有化率的收集整理,计量分析了非国有化率对居民收入差距的影响,并估计了其对居民收入差距影响的路径变迁.结果发现:非国有化率同居民收入差距之间存在长期均衡的关系,非国有经济的发展是居民收入差距拉大的Granger原因,其中,其对城镇居民收入差距的影响要比农村居民收入差距的影响强烈.同时,非国有化率对居民收入差距的拉动强度在1992年以前呈现平稳的波动轨迹,其对居民收入差距的影响是从1992年以后才变得日益明显.值得注意的是,从1998年开始,其对居民收入差距的拉动强度有逐渐增强的趋势.     

东西部地区利用外资结构的比较分析

我国东西部地区在利用外资的结构上存在着较大的差异，并由此对各自的经济增长产生了不同的影响。本以详实的数据资料为基础，运用定性和定量相结合的分析方法，力图对两大经济地带在外资利用的方式结构及外资投向的产业结构两方面进行比较分析，并得出较为合理的政策建议。     

文化力转化为经济力的途径选择

本文探讨了文化力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要性、文化力转化为经济力的必然性,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文化力转化为经济力的途径选择。     

社会资本、工业集聚与经济增长:基于中国的经验研究

以2000年的截面数据，实证检验我国各地区信任指数对地区工业集聚水平的影响。结果表明我国各地区的信任指数对地区工业集聚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从而证实了在我国，社会资本通过加速工业集聚的方式促进了经济的增长。这也进一步表明，社会资本水平上的差异是造成我国地区经济差异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     

中国金融中介增长与农业劳动力转移

农业劳动力向非农业的转移是经济发展的主要标志和内容。本文分析了中国金融中介增长对农业劳动力转移的影响。研究认为,中国的金融制度安排是内生于转轨时期政府为给予利益受损集团以利益补偿的政府意愿,导致了金融中介的信贷配置具有明显的国有企业和城市化倾向,以及农村金融资源的外流。这将会通过作用于城乡资本积累差异,导致农村信贷约束,以及城市就业岗位的创造等多种渠道影响到农业劳动力转移。我们以各省1996-2004年的面板数据进行了计量分析,结果表明,控制城乡收入差距及其它因素后,中国金融中介增长显著地制约了农业劳动力的转移。     

中国对东盟农产品出口贸易结构变动趋势研究

本文深入研究了中国对东盟国家农产品出口贸易结构的现状和存在的问题,并讨论了近期的演变趋势。在此基础上,围绕发挥自身的比较优势,特别是互补性比较优势等问题,提出了本研究的政策建议。     

农民工个体因素对就业能力影响的实证研究——基于金融危机影响下返乡农民工的调查

农民工作为社会的弱势群体近年来受到了众多学者的关注,本文通过调查数据分析了农民工个体因素对就业能力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农民工就业过程中存在的性别歧视造成了农民工就业能力的性别差异;农民工的年龄越大,其就业过程所受的内外部约束也会逐步扩大,最终致使其就业能力下降;通过投资教育和培训等人力资本投资能够显著增强农民工的就业能力;外出务工年限越长并有非农就业技能的农民工,其就业能力越强。     

银行业结构、空间溢出与产业结构升级

在空间经济学和新经济增长理论框架下,本文利用1995~2011年期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和空间计量经济学方法检验了银行业市场结构、金融深化对产业结构升级的空间溢出效应。研究发现,国有商业银行市场份额上升与金融深化对产业结构升级具有促进作用,忽视空间溢出效应,会低估国有商业银行信贷对产业结构升级的作用;相似经济发展水平区域的银行业市场结构和金融深化对本地产业结构升级均具有正的空间溢出效应;区域产业结构升级存在显著的空间相关性与溢出效应;金融效率、非国有经济、交通基础设施与人力资本对产业结构升级具有促进作用,资本形成、对外开放度对产业结构升级具有负效应,新经济地理和新经济增长因素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不容忽视。     

“厕所革命”与农村未成年人健康：微观证据及作用机制

本文利用2014年中国教育追踪调查数据中的农村微观样本,在控制函数法的有序多分类模型(CF-oprobit)实证框架下,对厕所卫生设施改善与未成年人身体健康的因果效应和内在影响机制进行了系统评估和识别。研究发现,(1)农村家庭拥有独立使用厕所会显著提升处于12～16周岁的未成年人健康水平。(2)异质性分析表明,独立厕所对上述年龄阶段未成年人健康的保护作用在少数民族、独生子女以及学龄前为留守儿童的样本中体现得更为明显。(3)独立厕所对于该阶段未成年人的健康保护机制并不是传统文献所认为的通过阻断排泄物对水源污染实现的,而更有可能的解释是：独立厕所可以解决传统开放式厕所人畜排泄物堆积的问题,进而避免蚊蝇和空气等其他途径导致细菌传播。(4)对接通自来水的家庭样本分析表明,拥有不同类型厕所卫生设施均能显著提升上述年龄阶段未成年人的健康概率且作用效果不存在显著差别。本文的研究工作,不仅丰富了关于卫生基础设施的健康效应领域文献,还对当下中国进一步改善农村人居环境提供了经验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