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化的逻辑与反思

新古典经济学、政治经济学和现代金融学等各流派对金融化逻辑的意见分歧很大,并展开了激烈而又长久的论战,导致各界对金融化的概念、属性、驱动因素及其逻辑内涵等重要问题的理解不但没有更清晰,反而日益模糊,这给决策层的现实判断也带来了极大困扰。本文基于宏观、微观、中观三个层次阐释金融化的逻辑,指出宏观金融发展说和微观金融市场说推动了泛金融业的金融化,并且影响了微观企业的经营理念,再加之实践中企业趋利避险,从而驱动了微观企业的金融化;而宏微观层次的金融化也微妙地催生了中观层次的商品金融化。三个层次的金融化本质上都反映了资本的逐利天性,并从深层次反映出经济体对多元化金融体系日益增长的需求。虽然过度金融化会带来负面冲击,增加经济的脆弱性,甚至可能引发危机,但负面冲击是随机冲击而不是系统性冲击,所以不能简单地将其等同于"矛盾的累积"甚至是"发展的陷阱"。正确认识和理解金融化的深层次逻辑并包容资本的逐利天性,合理运用金融化理念可以推进多元化和市场化金融体系发展,进而实现"好的金融"服务于实体经济和国计民生的目标。     

通货膨胀目标错配与管理研究

本文以1979～2010年中国广义价格指标通货膨胀率与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通货膨胀率动态机制特征的显著差异为基础,运用不可观测成分随机波动模型测算和对比不同通货膨胀指标预期时序的动态路径,并应用反事实对比实验方法比较货币政策对不同通货膨胀指标动态特征转变的影响程度。结果显示,由于中国长期以CPI为单一通货膨胀目标,没有将广义价格指标通货膨胀率纳入政策决策的信息集,形成通货膨胀目标错配问题,从而导致近年来广义价格指标通货膨胀率持续走高,而且其波动性呈现显著上升态势。     

媒体报道、通胀预期与新凯恩斯菲利普斯曲线

本文研究媒体报道对通胀预期的影响以及预期对现实通货膨胀的驱动效应。文章根据发行量排名、影响力和覆盖范围选取媒体库并计算相关媒体报道的量化指标,通过调查数据获得现实中公众对未来的通胀预期,进而检验媒体报道是否对公众预期通胀率具有显著影响。文章还进一步构建了基于微观基础的新凯恩斯菲利普斯曲线模型,用以考察通胀预期对现实通胀率的驱动效应。研究结果表明,中国的媒体舆论显著驱动公众预期,媒体舆论对公众预期变化的解释程度接近30%;单份报刊每增加1篇关于物价上涨的相关报道,公众预期通胀率会上升0.1%～0.2%;同时,公众预期又对现实通胀率具有显著驱动效应,公众预期通胀率每上升1%,现实通胀率上升0.3%～0.7%。因此,我国存在着从媒体报道到公众预期再到现实通货膨胀的传导机制。     

货币政策冲击对实体企业投资选择影响的“宿醉效应”

本文研究货币政策冲击对实体企业投资选择的动态影响效应。与传统分析方法不同,本文运用利率衍生品价格数据来识别中国货币政策冲击,利用工具变量局部投影法获得货币政策冲击对微观实体企业投资选择的动态影响效应。研究表明,动态效应呈现出更丰富的信息:货币政策冲击对企业金融资产占比有显著驱动效应,效应大小表现出先升后降趋势,在冲击发生一年半后达到峰值。值得注意的是,货币政策冲击会导致企业货币资金占比在短期内显著减少,而在中长期显著增加。进一步分析表明,货币政策冲击使实业投资和金融投资在短期内都更有利可图,所以在短期内企业倾向于减少货币资金占比,增加非货币金融资产投资和实业投资;政策冲击在中长期对企业资产收益率的提升作用消退,盈余效应使企业在中长期的金融资产占比提高,表现出一定的“宿醉效应”。     

人力资本配置结构与金融部门扩张

本文构建一个包含家庭、金融与实体的三部门动态均衡模型,阐释人力资本在金融部门与实业部门之间配置结构的内在逻辑,并重点阐释金融部门持续扩张的形成机制。理论分析表明,伴随物资资本积累,高技能劳动力配置到金融部门与实业部门的数量一致增加,而结构比例不存在固定变动模式。同时,尽管竞争强化效应促使金融部门服务价格下降,但是物质资本积累能够有效抵消该负向冲击,进而使得金融部门增加值规模上升。然而,创新能力增强能够改善实业部门的全要素生产率并提高全社会增加值,金融部门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如何变化无法确定。进一步的经验证据及反事实分析表明,人力资本持续流入金融部门及金融业快速扩张来源于三种效应,依次为物质资本积累、金融服务价格高企及实业创新绩效低,且前两者占主导地位。本文表明,金融“发展不足”与金融业“发展过度”本质上密切相关,辩证看待二者关系有助于深入理解当前阶段中国金融体系的运行特征。     

货币政策重新寻锚：通货膨胀的概念与度量再研究

传统货币政策以消费者价格指数通胀率作为名义锚。但是，消费价格对货币政策调控较弱的反应度与其他典型价格指标形成了鲜明对比。将传统通胀概念与度量拓展到消费者价格之外的维度是否能更好地实现货币政策最终目标尚缺乏科学证据。本文基于我国货币政策“稳物价、促增长”的最终目标构建理论模型，考察通胀调控目标由消费类拓展到非消费类和资产价格类维度之后，货币政策钉住哪种通胀指标组合方式可以最有效地实现货币政策最终目标。同时基于2000—2020年期间的时序数据估计SVAR模型，进而运用反事实仿真方法分析货币政策选择不同通胀调控目标对应的经济动态特征。结果表明：货币政策面临经济增长与价格稳定之间的权衡取舍，货币政策寻锚问题的着力点在于同时考虑消费类和非消费类价格，而资产价格则不宜作为钉住目标纳入通胀度量范畴。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企业货币政策感知与实业投资北大核心

本文首次利用企业年报文本数据构建了企业的货币政策感知指数,阐释企业对货币政策的积极感知能够弱化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实业投资的抑制效应。基于2009—2018年中国A股非金融上市公司数据的实证结果表明,当企业的货币政策感知较为积极时,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实业投资的抑制作用被显著弱化。本文进一步将货币政策感知指数分解为回顾和展望两个部分,发现货币政策感知的作用主要由反映企业未来预期的货币政策展望指数引致,而反映历史信息的货币政策回顾指数则没有显著影响。机制分析表明,货币政策感知主要通过实物期权与金融摩擦两种渠道影响企业投资行为;对于资产可逆性较低、外源融资依赖较高的企业,积极货币政策感知能更有效地抑制不确定性的负面作用。     

中国实业部门金融化分层驱动机制

本文将实体企业的显性金融投资与隐性金融投资同时纳入企业金融化的研究范畴，构建包含显性金融资产、影子银行资产和经营性资产的投资组合模型，从理论机制上推演实体企业在显性金融投资和隐性金融投资两个不同层次金融化的驱动逻辑。理论模型显示，企业金融化驱动因素包括两类：一是备择资产的相对复合风险，二是分类资产间的调整利差。在此基础上，本文通过逐篇阅读企业年报，采集中国A股上市非金融企业的委托贷款和委托理财加总数据作为影子银行投资指标，结合其他财务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结果显示，实体企业的显性金融投资和隐性金融投资(即影子银行投资)均受到相对复合风险的显著驱动，但两类金融投资受调整利差驱动的机制具有明显差异：显性金融投资主要受显性金融资产与影子银行资产间的调整利差驱动，而影子银行投资则主要受影子银行资产和经营资产间的调整利差驱动。进一步考虑货币因素的结果表明，宏观层面的货币供给增加并不会助推企业两个层次的金融化行为，宽松货币环境更倾向于促进企业脱虚向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