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融资约束与企业对外直接投资

本文以2004—2014年中国A股上市企业为样本,采用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指数,探究了母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决策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母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会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产生抑制作用,且这一负面的影响效应在融资约束较强的企业中更为明显;在考虑企业国际化发展战略后,发现母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增加还会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深度产生抑制作用。由此,本文进一步拓展了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和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领域的相关研究,为政府制定加快促进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政策措施以及企业进一步增强自身防范与化解外部风险的能力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指导。     

管理层权力、内外部监督与企业风险承担*

本文以2005—2014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采用主成分分析法构建管理层权力的衡量指标，实证检验管理层权力对企业风险承担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管理层权力越大，风险规避的倾向越明显，企业风险承担水平越低；良好的内外部监督机制能弱化管理层权力对企业风险承担的抑制作用；渠道测试表明，管理层权力通过削弱企业的融资水平规避风险，而对企业投资无显著影响。本文拓展了管理层权力的经济后果及企业风险承担影响因素领域的文献，对引导管理者积极承担风险、加强上市公司内外部治理体系建设、维护中小股东权益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公共关系与城市形象

本文将从城市的市民形象,公关中城市定位的关键性,城市公关中的主体因素公关中所发挥的作用等几方面展开,力求比较清晰的展现城市公关的立体化图景。     

配偶收入如何影响自身生活幸福感？——基于中国综合社会调查（2006）的实证分析

本文从理论上梳理了配偶收入影响自身幸福感的两种影响渠道:经济支持渠道和收入比较渠道.通过这两种渠道,配偶收入对自身幸福感分别产生正效应和负效应,综合影响取决于这两种效应的相对大小.进而,基于中国综合社会调查(2006)的微观数据,我们采用有序Probit模型进行了经验分析.研究发现,第一,配偶收入和自己的收入均对自身“潜在幸福感”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但配偶收入的影响程度小于自己的收入.这表明,就对幸福感的影响而言,自己的收入和配偶的收入并不完全是同质的.第二,对年龄较大的群体和高收入群体,配偶收入的正向影响不显著,而对年龄较小的群体和低收入群体,配偶收入的正向影响则是显著的.这表明,人们在不同经济体制下接受的价值观念以及自身收入水平的高低是配偶收入影响自身幸福感的调节变量.     

浅议跨文化交际中的障碍及其对策

随着跨国域、跨民族、跨文化的经济和社会交往与日俱增,在这个交往的过程中不可避免的会出现跨文化交际障碍现象。本文以对外汉语教学过程中一篇留学生的作文为例分析其中的原因,并提出一些方法来培养跨文化交际的能力,避免文化冲突。     

关中城市群县域层面经济紧凑度分析

以关中城市群35个县(市)为研究对象,根据陕西省县域经济监测数据,通过熵值法建立测度模型,重点研究关中城市群县域层面的经济紧凑度,以揭示关中城市群经济紧凑度的动态变化规律和空间分布特征。通过相关性分析,对影响经济紧凑度的驱动因素做了一定的分析和总结。     

城市最低生活保障兼有消费改善与劳动供给激励效应吗?

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是我国社会保障体系中兜底性、基础性的制度安排,是保障民生、促进分配公平、维护经济安全和社会稳定的重要机制.本文通过对城市低保制度消费改善与劳动供给效应的综合评估发现,我国城市低保从整体上改善了受助家庭的消费状况,影响了受助家庭的消费结构,起到了提升经济福利的效果,但是对受助家庭的劳动供给激励效应还比较小...     

新中国的曙光从这里升起——米脂县杨家沟红色历史文化名村保护的智慧内涵探析

红色文化遗产是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研究以中国历史文化名村——陕西省米脂县杨家沟村为例,通过对杨家沟村红色文化遗产及价值进行再认知,结合村庄自然格局、街巷肌理、建筑院落、革命精神,探讨红色历史文化名村保护中的山水人文智慧内涵,探索历史文化名村保护与可持续发展的内驱力.     

天府新区金融发展模式探讨

天府新区作为新晋国家级新区,正处于高速发展需要和外部环境制约的矛盾中,金融发展不仅为其提供了解决这一矛盾的桥梁,更将通过溢出效应影响到新区建设的各个方面。本文通过分析天府新区目前金融发展现状和其金融发展三个层级的需求,发现其在金融发展领域存在缺乏融资和建设规划、融资渠道单一、创新乏力、金融服务体系欠缺、金融资源同质化、无序竞争等现实问题。针对这些问题,本文从拓宽融资渠道、搭建服务平台,推进金融改革、实现要素聚集、加强金融监管以及培养优秀人才等六个方面提出建议,旨在为天府新区自身基础建设及区内企业发展提供更好的金融环境,并最终形成发达程度高的金融集聚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