木材合法性贸易要求对中国木材加工企业的影响及应对——基于江苏、浙江和山东木材企业的调查分析

结合中国木材企业生产和经营特征,认为企业可以采用经过森林FM认证的木材原料和经过合法性认证的木材原料保证木材原料来源合法性,可以进行森林企业产销监管链Co C认证和自建完备的产销履历制度保证产销流程可追溯性。研究结果表明:木材合法性贸易要求会造成企业生产成本上升、生存压力不断加大、盈利空间进一步缩窄,但也能给企业带来销售收入增加的有利影响。     

采伐限额政策对非公有制林业的影响

从产权经济学的角度探讨采伐限额政策对非公有制林业产生的影响,认为采伐限额导致非公有制林业经营者的产权残缺,限制了林业经营主体的合法收益权和处分权,使得投资主体缺乏造林的积极性。     

食品价格冲击对核心CPI的传递效应*——基于3种核心CPI的比较研究

本文利用2001—2015年的月度数据,在计算多种核心CPI的基础上,实证分析了食品价格冲击对核心CPI的传递效应。本文研究发现,我国食品CPI存在高惯性特征,其对核心CPI具有较大的冲击作用,长期传递系数为0140;这种传递效应在2008年12月前后存在内生性结构突变,突变前后两阶段的长期传递系数分别为0186和0097;虽然2008年12月以后食品价格对核心CPI的冲击下降幅度较大,但长期传递系数仍具有明显的上升趋势。这些结果表明,食品价格冲击已经显著影响我国通货膨胀的持续性成分,我国货币政策应重视食品价格冲击带来的传递效应;尽管我国政策调整的作用有所显现,但是稳定物价的压力依然很大。     

论地区产业结构的导向机制

<正> 本文试图着重探讨经济发展中的地区产业结构导向机制问题,以有利于我们更合理地把握地区产业结构的发展方向,更自觉地控制和调整起“导向”作用的变量或参数,从而更为科学地制定相应的产业结构政策和产业组织政策. 一、主导产业:产业结构演化的主角 1.从历史过程看,任何产业结构的演化,都开始于新产业的萌生.古代社会的两次大分工和现代社会的几次产业革命都集中地证实了这一点.     

中日韩农产品市场贸易合作的模式选择（上）

“允许日、韩等国部分高质量农产品的进口,不会改变目前中、日、韩三国之间农产品贸易的基本格局,但是却可以缓解引发贸易争端的国际竞争压力,同时可以促进我国农产品质量的提高,改善我国的食品安全状况。”     

农产品国际贸易争端及其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

本文以世贸组织成立以来诉诸WTO争端解决机构(DSB)的农产品争端为主要研究对象,运用Logistic回归模型对农产品贸易争端发生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农业资源禀赋特征、国家经济发展水平(即国家经济实力的差异)、国家农业有效政治力量的不同,对农产品贸易争端的发生有显著影响。     

卫生部门工作人员的绿色食品购买行为及其影响因素——基于河北省调查数据的分析

本文利用河北省的有关调查数据,通过多项Iogistic回归方法,分析了卫生部门工作人员购买绿色食品的行为及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不同于一般消费者,卫生部门工作人员具有非常高的食品安全关心度和绿色食品认知度,特殊的职业特征使得通常显著影响消费者绿色食品购买行为的年龄、学历和收入水平等因素,对其绿色食品购买频率并没有明显作用,而较高的价格是促使他们购买绿色食品的显著影响因素.     

消费者对绿色食品的购买与认知水平及其影响因素——基于北京市消费者调查的分析

本文根据北京市消费者关于“绿色”牛奶的消费调查,考察了消费者对绿色食品的认知水平,并分析了影响消费者认知的主要因素。结果表明,消费者虽然普遍关注食品安全问题,但是对绿色食品的认知程度较低;消费者的性别、教育程度、职业特征以及对绿色食品的信任程度,是影响消费者认知水平的主要因素。     

超占宅基地有偿使用与退出政策评估——基于市场均衡分析与试点实践

宅基地“三权分置”改革以来,针对“一户多宅”、超标准占用等宅基地大量闲置和浪费问题,试点地区已形成了以有偿使用和退出为主的制度经验,当前亟需结合理论分析与经验总结,为各地完善政策设计提供借鉴。本文在梳理超占宅基地整治政策议题设置的问题源流、政策源流和政治源流的基础上,通过市场均衡分析从效率和公平两个维度评价了“有偿使用”和“退出”等不同政策的效果,并总结了我国宅基地制度改革的试点经验。据此,经济较发达地区应尝试发挥政府、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等多主体的协同作用,利用涉农资金支持、工商资本下乡等形式,推动超占宅基地有序退出;传统农区则可考虑先开展有偿使用,以确保政策的普及性、正当性、持续性;在政策实施过程中,还应充分提升农村基层治理能力和发挥乡贤的带头作用。     

按经济效益最大化原则安排扶贫资金

近年来国家对贫困地区工作的宏观策略已经从单纯救济、援助转向经济开发,实践表明这种转移是完全正确的。但是在对微观执行基础的选择和扶植上仍受传统观念的束缚,结果出现了现实中自相矛盾的现象,即贫困地区经济开发的宏观策略与执行这一策略的微观基础不协调,使得国家对贫困地区经济开发措施在执行中变形、扭曲,降低了开发效益。 目前直接把贫困户作为整个贫困地区经济开发的微观执行基础至少有两个弊端,一是抑制了勤劳能干农民的积极性,因为勤劳一些的,年收入达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