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乡镇企业发展构建多元化的融资体系

乡镇企业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增和工因素中最为活跃的部分。但90年代中期以来，随着制度和市场条件的变化，乡镇企业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本在研究中国乡镇企业融资困境的基础上，从三个层面分析乡镇企业构建多元化融资体系的现实条件，并就相关的实现路径进行探讨。     

外商直接投资的环境效应测度——基于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作用非常显著,但随着外商直接投资规模的不断扩大,其带来的环境效应也十分明显。以中国30个省份面板数据为基础的实证研究结果显示,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东中西部地区造成环境污染的程度有较大差异。从统计上看,外商直接投资与环境管制力度之间存在着显著的关系,中西部地区引进外商直接投资的数额随着环境管制力度的增强而显著减少。     

技术引进与中国企业的自主创新:基于分位数回归模型的经验研究

本文重点考察了技术引进(FDI)对内资企业自主研发和技术创新的影响机制。在此基础上,本文利用分位数回归对1998~2004年行业层面大中型企业的数据进行了计量检验。经验分析结果表明:对处于10%、25%、50%、75%分位的中等技术创新强度的行业来说,技术引进对内资企业技术创新的促进作用较明显,同时当内资企业生产率处于外资企业生产率的40%~95%时,外资企业对内资企业技术创新的促进效应最显著。     

吸收外资与投资环境因素的相关分析

吸引外商直接投资,进行现代化建设是中国十年改革开放的一大成就。从1979年开始,外商在中国投资迅猛发展,到1989年底,外商直接投资累计额达186.6亿美元。从1982年至1989年,中国吸引外商直接投资年平均增长率达30％。本文拟探讨吸引外商直接投资与经济实力、经济增长率、国家开放政策诸因素的关系,并就我国十年改革开放的实践作出实证分析。 一、AFDI与经济实力的关系     

从深化改革入手转变经济增长方式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迅猛增长,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在经济生活中出现了两种值得注意的现象:一是国民经济在扩张——紧缩——再扩大——再紧缩的循环交替中运行;二是高通货膨胀伴随着经济的高增长。如何处理经济增长与通货膨胀的关系,摆脱经济运行的不良循环,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已成为我国政府决策部门和经济学界的重大课题。     

研发选择、市场拓展与生产率提升——出口企业的转型策略选择与绩效研究

文章使用中国工业企业-海关匹配数据,研究不同出口贸易方式、出口强度对企业研发选择与绩效的影响。研究发现,出口企业选择研发的概率高于不出口企业。出口企业中,一般贸易企业选择研发的概率高于混合贸易企业和加工贸易企业,混合贸易企业选择研发的概率高于加工贸易企业。研究还发现,研发在短期内并不能促进出口企业的生产率,原因是研发存在滞后效应,需要较长时间才能对生产率提升产生影响。进一步研究表明,无论哪种类型出口企业,低出口强度企业拓展国际市场,提高出口强度;高出口强度企业拓展国内市场,降低出口强度都将提高研发概率与绩效。这表明,出口企业在转型过程中需要充分利用国内与国际两个市场,积极拓展市场范围,充分发挥市场拓展与研发的协同效应,实现转型升级。     

人力资本积累与中国制造业技术创新效率的差异性

经济全球化背景下,技术学习能力和技术人员人力资本积累是影响我国企业自主创新能力的重要因素。本文从技术学习的视角,运用随机前沿方法对人力资本积累与中国大中型企业技术创新效率的关系进行了产业层面的计量检验。研究结果表明,在劳动密集型产业和中低档次的机械制造业领域,我国大中型企业的创新效率较高,在0.7到0.8之间;而在石油加工、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等研发资本密集型产业,技术创新效率相对较低,如石油加工、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电力生产和供应业的创新效率为0.262,0.278,0.216。研究还发现,国内企业技术人员的人力资本积累存在明显的门槛效应,低于这一临界值,国内企业技术学习能力和自主创新能力的提升将十分有限。     

地方官员晋升激励与河长制演进:基于官员年龄的视角

已有研究认为当前中国环境治理收效甚微,主要原因在于地方政府消极执行中央政府的环境政策,相对忽视了地方政府在环境治理政策上的自主行为。深入探究地方自主性环境治理政策演进的内在机制,对于破解环境治理难题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以河长制这一地方自主性水污染治理政策为研究对象,将2004—2010年手工整理的河长制演进数据、地级市官员数据与国控断面水质监测数据进行匹配,从地方官员年龄角度,研究河长制演进的官员激励机制。研究发现:地方官员年龄与河长制推行概率呈正相关关系。随着地方官员年龄的增长,晋升概率的下降,污染的边际回报也随之降低,但在中央政府加强环境事件问责的背景下,潜在惩罚成本却不断增加,从而使年长的地方官员更有动力推行河长制政策,以避免潜在的惩罚成本。因此,加大官员晋升考核中的环境指标权重,并将环境违规问责常态化是破解地方环境治理难题的不二法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