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智能化能兼顾促增长和保民生吗?

当前，中国稳就业及保民生压力巨大，工业智能化转型升级能否促使中国兼顾“促增长”与“保民生”的发展目标，对推动经济实现平稳增长与共同富裕至关重要，据此有必要准确认识工业智能化对宏观经济可能带来的创造性与破坏性双重影响。本文在界定工业智能化本质的基础上构建包含异质性劳动力、异质性资本、技术研发与转化等特征的新凯恩斯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模拟工业智能化投资专有技术冲击对中国宏观经济的影响机制。研发结果表明，工业智能化通过提高要素生产率、促进产品研发与创新等方式促进经济总产出，但同时也降低了对传统生产资本和非研发型劳动力的需求，引发收入差距扩大、劳动收入份额下降等民生问题，影响经济总需求。进一步研究发现，适度工业智能化更有利于中国兼顾实现“促增长”和“保民生”。反事实分析表明，充分重视创新研发战略及研发型人才的培养，可有效调节工业智能化的破坏性效应，促使经济体更好地实现可持续与高质量发展。     

业务外包对企业竞争优势的动态作用

业务外包被看作是提高企业竞争优势的一种有效方式。本文在业务外包经济学分析的基础上,探讨了业务外包对企业竞争优势的动态作用,包括正向作用和负面影响,基本结论是业务外包能为企业带来降低直接成本、专注于核心业务等正向作用,同时也带来额外的交易成本和风险。最后,针对不同的业务外包专业市场对企业竞争优势的影响进行了分析。     

地方官员更替与经济增长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省长、省委书记更替成为一种常态,现有文献忽视了其对辖区经济增长的影响,本文对此进行了探讨。在理论上,我们讨论了多种地方官员更替影响短期经济增长的机制,强调省长、省委书记更替会对辖区经济增长带来短期的负面影响。在实证上,我们采用1979—2006年间我国29个省区的官员更替样本进行检验。结果发现,省长省委书记更替对辖区经济增长有显著的负面影响;这种影响的程度因地方官员更替频率、更替的地方官员的年龄等因素的不同而不同;地方官员更替主要影响辖区的短期经济增长波动,并非长期经济增长趋势。本文的发现是稳健的,能够增进对如何现实省区经济平稳增长的理解。     

僵尸企业与产业升级——来自中国工业企业的证据

产业升级是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维度,但僵尸企业严重影响中国产业升级进程。本文基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实证分析僵尸企业对产业升级的影响效应和作用机制。研究发现：产业内僵尸企业比例越高,产业升级进程越缓慢。机制分析发现,僵尸企业通过扭曲资源配置和抑制技术进步两种渠道拖累产业升级。从资源配置角度看,静态上僵尸企业扭曲企业资本要素投入,对资本投入不足的企业危害更为突出;动态上僵尸企业不仅阻碍在位企业增加值率提升,还妨碍潜在高增加值率企业进入市场。从技术进步角度看,僵尸企业具有自身创新懈怠和挤出正常企业创新的特征。本文从资源配置和技术进步的视角揭示了僵尸企业对产业升级的拖累效应,为更好处置僵尸企业和推动产业升级提供了重要政策启示。     

中国产业政策对产能过剩的治理效应及机制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制造业快速发展的同时出现了不可忽略的产能过剩问题,已有文献多从"市场失灵"或"政府失灵"上寻找原因,亦有学者将研究视角转向产业政策,但从产业政策层面展开的研究未能得到一致的结论。文章利用我国2001-2015年分省份制造业行业的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产业政策对产能过剩的影响关系。结果表明:产业政策在平均意义上提高了制造业的产能利用率,显著缓解了产能过剩。进一步证实了产业政策确实与产能过剩相关联的常见特征有显著关系,产业政策提高了产出规模、产销比和利润产出比,同时降低了投入产出比。文章进一步研究了地方政府压力对制造业产能利用水平的影响效应。地方政府财政压力、经济增长压力和官员晋升压力不仅引致了产能过剩,而且削弱了产业政策对产能过剩的治理效果。文章的研究增进了人们对政府行为、产业政策和产能过剩三者内在关系的理解。     

企业数字化转型能否降低劳动力成本粘性——基于内部控制的考察

在全球数字经济的大浪潮下,数字化转型对企业的经营管理及成本费用产生了深刻影响。利用2010—2021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的样本数据,构建企业数字化转型指标,探究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劳动力成本粘性的影响效应及机制。研究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有利于提高内部控制质量,从而降低了企业劳动力成本粘性;异质性分析表明,数字化转型对劳动力成本粘性的影响在非国有企业、衰退期企业、劳动密集型企业以及东中部地区企业更明显;进一步检验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对降低劳动力成本粘性具有长期抑制作用,主要体现在用工粘性而非薪酬粘性,且主要影响普通员工而非高管;企业数字化转型还能够更好地提高劳动力成本经济效率。本研究揭示了数字化转型对企业成本性态的影响机理,为实现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高质量协同发展提供了现实指导。     

地方官员合谋与土地违法

中国地方官员在层出不穷的土地违法事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本文首次利用1999～2007年省级层面的土地违法案件样本,分析地方官员合谋对土地违法的影响,结果发现,当地方政府官员合谋参与土地违法时,平均而言,涉案的土地面积增加30%以上,涉案的耕地面积增加50%以上,查出的案件数量下降15%以上。这意味着,由地方政府官员合谋参与的土地违法案件更隐蔽、更难查处,影响更大,对耕地保护的负面影响也就更为严重。本文的发现具有稳健性,增进了人们对如何治理土地违法的理解。     

外部性与经济绩效

在多数研究当中,经济体产出水平由自身要素投入情况决定。文章从外部性的角度,探讨技术外溢对经济体产出水平的影响。文章先从无技术外溢情形出发,分析经济体产出水平,然后在存在技术外溢情形下,分别分析了落后经济体与先进经济体产出水平的影响因素。技术外溢作用的存在会改善落后经济体的产出能力,但同时使得落后经济体产生搭便车的动机,结果是与先进经济体维持一定的经济差距。先进经济体在不同的目标下,会有不同的资本积累动机,从而导致不同的产出水平。     

地方经济增长目标管理——一个三元框架的理论构建与实证检验

本文基于政府结构理论对中国地方政府的经济增长目标制定模式进行了理论讨论和实证分析。理论上，本文完整地提出了地方政府实施经济增长目标调整的三元框架，涵盖了时间维度自我纵向调整、空间维度横向竞争以及层级维度对上反应。实证上，本文采用2001—2013年31个省区的实际经济增长和经济增长目标数据，运用空间计量回归模型发现，地方经济增长目标对本地实际经济增长走势做出显著的正向反应，对其他地区的经济增长目标也做出显著的正向策略性反应，而对全国性的实际经济增长走势做出策略性的逆向反应。同时，地方经济增长目标调整呈现出多维度异质性，具体表现在沿海和内陆区域差异、金融危机前后阶段差异以及党代会年份周期差异。总体来看，地方经济增长目标制定呈现激进性、波动性和互动性。本文的发现意味着，中央应当注重对地方政府的经济增长业绩考核的激励相容，以提升中国宏观经济管理和地方经济可持续增长的稳定性。     

晋升激励与经济增长:来自中国省级官员的证据

本文尝试定量分析政治激励对中国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有多大,是否因条件而异。本文发现,省长晋升为本省省委书记样本,是识别政治激励的自然观察平台。基于该样本,本文采用倍差法发现,中国地方官员对政治激励做出有利于辖区经济增长的反应不是绝对的,而是有条件的,会因年龄和任期而异:年龄越大,政治激励的作用越小;任期适度延长,也有利于政治激励作用的发挥。本文的发现是稳健的,能够增进人们对中国经济增长中的政治激励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