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础研究强度与区域创新绩效——政府支持与人力资本结构的调节效应

伴随我国新发展阶段创新需求特征的转变，基础研究强度对创新绩效的影响日益凸显，而政府支持与人力资本结构在区域基础研究强度与创新绩效的关系中发挥重要作用。基于2000-2018年省级面板数据，采用系统GMM估计方法，从创新规模、人均创新水平以及创新产出结构3个维度，探究基础研究强度对区域创新绩效的动态影响及政府支持、人力资本结构的调节作用。结果发现：总体上看，基础研究强度对区域创新绩效产生显著负向影响；政府支持、人力资本结构正向调节基础研究强度对区域创新规模、人均创新水平的抑制作用；政府支持会强化基础研究强度对区域创新产出结构的抑制作用，人力资本结构正向调节基础研究强度对区域创新产出结构的影响。由此，提出不同区域应全面认识基础研究强度的作用及其影响路径，充分发挥创新管理政策作用的对策建议。     

我国风险投资空间区位与产业分布的异质性特征及成因

我国风险投资表现为空间区位的集聚性与分散性、产业分布的集中化与多元化并存。这种异质性特征主要是由于我国历史上对风险投资业发展的错误认识所造成的。应尊重风险投资的基本规律,推动风险投资业的良性发展。     

我国风险投资空间区位与产业分布的异质性特征及成因

我国风险投资表现为空间区位的集聚性与分散性、产业分布的集中化与多元化并存。这种异质性特征主要是由于我国历史上对风险投资业发展的错误认识所造成的。应尊重风险投资的基本规律，推动风险投资业的良性发展。     

金融集聚对区域产业结构升级的空间溢出效应研究——基于2003—2007年省际经济数据的空间计量分析

金融集聚使集聚区内部的金融产业和相关产业联系更加紧密,同时通过特殊的传导机制对周边产业结构产生一定的影响。本文利用2003—2007年省际面板数据,借助空间滞后模型和空间误差模型证明了金融集聚对区域产业结构升级的空间溢出效应。研究发现,银行业集聚发展对产业结构的升级贡献度明显大于证券、保险业且逐年递增;保险业发展对产业结构升级存在“有益”的阻碍作用。     

主观幸福感影响因素及其对科学发展观的启示

实证研究结果表明,收入与主观幸福感之间并不存在显著的正向关系,失业、通货膨胀对主观幸福感有显著的负面影响,主观幸福感在很大程度上受公平、社会资本、人口统计变量、生态环境等非经济因素的影响。幸福经济学对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启示在于,经济发展的终极目标不是财富最大化,而是人的幸福水平最大化,政府应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促进公平分配、控制通货膨胀、实施积极的就业政策。     

工业化中的政府与市场

政府与市场间的关系不仅是改革中的关键问题,而且对我国工业化道路和模式的选择也至关重要。我国工业化中一直存在“行政推动”。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行政推动”应该有新的内容和表现形式。“行政推动”不能再扭曲市场机制的作用。政府作用必须建立在“以人为本”的基础上,“以人为本”的工业化中,政府不再以GDP为目标,更多地发挥人力资源的作用,进一步解放蕴藏在巨大人口中的生产力,应该是我国工业化中政府工作的重点。政府通过推动并规范本地民众创业,通过推动本地资源优化配置合理协调城乡关系,通过推动公共产品体系的建设,工业化将在新的基础上推进我国经济社会长期、健康、协调地发展。     

交易费用视角的政府行为 --以温州模式为例

温州模式发展初期，地方政府通过保护产权、内化外部效应等措施降低了交易成本，而地方政府对经济的弱控制客观上又降低了因过度干预形成的交易成本。但是，随着温州民营经济的发展，地方政府过去偏弱的服务功能，使得温州民营经济发展正面临着投资环境相对恶化形成的交易成本约束。在现代市场经济中，要通过建立规模适度的、行为规范的、服务型的政府，降低市场交易成本，为经济发展提供良好的外部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