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低工资上升是否会加速工业企业自动化?——来自中国机器人进口的思考

在人工智能等新一轮科学技术迅速发展的背景下,从中国工业机器人应用的现实出发,结合企业层面的微观数据,本文通过构建Heckman两阶段回归模型,考察了最低工资上升对工业企业机器人技术应用的影响.研究表明:(1)最低工资上升会提高劳动工资,尤其是低技能工人工资水平,促使企业引进先进的自动化设备重新组织生产,加快中国企业的 自动化升级进程;(2)与西部地区相比,位于最低工资标准较高的东、中部地区的企业进行自动化革新的概率更大;(3)最低工资上升对不同替代性风险、不同规模、不同要素密集度、不同工资水平等企业的 自动化影响存在差异:替代风险越高、规模越大、劳动要素越密集、劳工成本占比越高的企业,在面临最低工资上调时使用工业机器人的可能性越大;(4)最低工资主要通过成本效应渠道加快中国工业企业转型升级的步伐.     

美国在华直接投资的引力模型分析

本文基于美国跨国公司全球经营规模数据,利用扩展的引力模型估计了中国在美国对外直接投资中的相对地位,并进一步探讨了形成这种地位的原因。结果表明,在控制了东道国经济规模、人均收入水平和贸易成本等因素之后,美国对华投资仍显著低于模型的预测水平,但在制造业内,美国对华直接投资却高于正常水平。美国对华的投资障碍主要在服务业。禀赋水平和产业结构因素不仅是形成美国对华投资过低的主要原因,还能解释为什么近期美国对华投资相对规模不断下降。此外,虽然整体而言水平型投资在美国对外直接投资中占主流地位,但在制造业内垂直型投资的特征更强。     

数字化转型的市场绩效：数字并购能提升制造业企业市场势力吗?

在数字经济时代“赢者通吃”的市场竞争格局下,传统企业数字化转型能否获得良好的市场绩效?本文将数字并购视作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正向冲击,利用2011～2019年中国制造业上市企业数字并购数据,在双重差分法(DID)的实证框架下对数字并购与企业市场势力之间的因果效应和影响机制进行识别与检验。研究发现,数字并购对制造业企业具有长期持续的市场势力提升效应,且经济意义显著。进一步机制检验表明,数字并购能够通过提高生产率、优化人力资本结构以及强化服务型制造等渠道提升企业市场势力,其中服务型制造强化效应的解释力度最大,是实现企业市场势力提升效应的重要途径。此外,跨境和境内数字并购都能显著提升企业市场势力,但其他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当交易金额较大、主并企业是非国有企业以及主并企业处在平均市场势力较高的行业时,数字并购的市场势力提升效应更为显著。本文在数字并购这一独特视角下探讨了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市场绩效,为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现实依据。     

FDI、产业集聚与产业技术进步——基于中国制造行业数据的实证检验

文章首先对FDI、东道国产业集聚和技术进步的关系进行了简要的理论分析;在此基础上通过构建产业集聚的HHI指数,在面板数据模型中分析了外商直接投资与我国产业集聚的关系;再利用DEA分析方法和面板数据模型检验了产业集聚对我国相关产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以及FDI在其中的作用。检验结果显示,FDI有力地促进了我国产业的地理集聚,并由此推进了相关行业的技术进步;而且,这一效应在高技术行业中得到了最明显的体现。     

政府隐性承诺与中国证券市场价格反应

本文试图通过非对称信息博弈模型证明：在转型经济背景及大部分国有企业的预期业绩缺乏吸引力的条件下，要发展证券市场，政府必须在初期通过隐性制度的形式，承诺投资者一定的投资收益率，而这种隐性承诺制度主要是靠声誉机制在维系；随着完成上市的国有企业数量增多和市场规模的扩大，政府兑现其承诺的潜在利益降低，成本却在急剧扩大，最终到达某一临界时点，政府将背弃其承诺，逐步撤销其对投资收益率的控制；在政府隐性承诺撤销的情况下，市场必将陷入一段长时期的低迷。     

行业特征与外商直接投资的技术溢出效应:基于高新技术产业的经验分析

引进外资通常被认为是欠发达国家获取最新技术、尤其是关键技术的重要途径。然而跨国公司的投资活动本身并不担负传播先进技术的义务,而且其自身的优势和实力也会对东道国企业的生存构成严重威胁。因此,跨国公司的技术外溢效应问题在现实中存在着不小的争议。本文通过对中国高新技术产业面板数据的分析,探讨了技术外溢效应的存在性以及市场结构和技术差距等行业特征对其的影响,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相关的政策选择和建议。     

WTO与中国证券市场

２００１年１２目,我国正式成为世界贸易组织成员国。根据中美关于中国“入世”的协议,入世三年内,中国将允许外资持有基金管理公司３３%的股份,三年后可增至４９%;同时三年内外资券商也可持有证券公司３３%的股份,三年后可增至４９%;外国证券机构可以不通过中方中介,直接从事Ｂ股交易;外国证券机构驻华设立代表处,可以成为上海和深圳交易所的特别会员。     

可转债条款、公司监督机制和证券市场发展

一份兼顾债性和股性平衡的可转债契约，不仅规定了发行者在存续期内满足投资者换股要求的义务，同时也规定其一定的本息支付义务。后者对企业管理层优化内部资金配置效率具有良好的激励作用，同时还有利于降低企业代理成本，这在目前股票二级市场内部缺乏上市公司有效的监督机制的背景下意义十分重大。但是，由于国内上市公司特殊的股权结构等因素影响，上市公司具有明显重股轻债的融资偏好，这会促使它们利用发行条款设计消除可转债债券特性，逃避市场监督。因此，为了整个证券市场的健康持续发展，对上市公司可转债发行条款的进一步规范将十分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