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津冀生态化路径的差异化与协同效应研究——基于STIRPAT 模型行业动态面板数据的 GMM 分析

本文基于投入产出碳排放的测算， 发现京津冀碳排放的行业分布集中且存在重叠现象，但碳结构差异性较大。 利用STIRPAT的扩展模型， 使用京津冀行业的动态面板数据， 发现京津冀生态化与规模、 技术、 结构和政策效应高度相关； 然而， 河北重组效应显著， 天津主要是能源结构的优化， 而北京则更多为结构升级效应。 另外， 北京和天津对河北存在显著的负向溢出效应， 反之不成立； 而北京和天津之间互为正向溢出。 鉴于此， 京津冀一体化背景下， 其生态化调整既要考虑差异性， 也要认识正向溢出的联动效应。     

基于GARCH族模型的黄金市场的风险度量与预测研究

本文以上海和伦敦黄金市场的现货交易为对象,比较研究了不同分布假定下RiskMetrics、GARCH族及其衍生模型度量VaR值的精确程度,并对超前一天预测的VaR值进行了失败率检测和动态分位数测试。结果表明:两个市场的收益率分布均具有尖峰厚尾、波动集聚和长记忆性等特征;学生t分布很好的刻画了上海黄金市场的风险特征,而正态分布则适合描述伦敦黄金市场特征;上海黄金市场相比于伦敦黄金市场风险更大。     

美国经济“二元化”与“奥肯定律”的困局

当前美国经济的恢复并没有走上如奥肯定律所预示的轨迹,而是陷入高失业经济增长的泥潭,这标志奥肯定律已经陷入了某种困局。而出现奥肯困局本质原因是在于美国经济二元化的趋势,导致其就业经济与GDP创造经济的相分离。本文构造了一个分部门的经济增长与就业关系模型,揭示由于劳动力吸收能力以及GDP创造能力在虚拟经济部门和低端服务部门之间的不对称性导致经济增长与就业关系的弱化,该不对称性随着经济虚拟化和去工业化而得到不断强化。利用1950-2009年美国的总体和分部门数据就GDP和就业创造的非同步性及二者的不对称及其后果进行了实证检验,认为忽视由经济二元化引起的奥肯定律已经弱化事实的经济恢复政策,只能使得美国走上高失业型经济增长的道路。     

科技进步贡献率测算方法述评

科技进步已成为经济增长中的重要驱动力要素之一,而各个国家地区的科技进步如何衡量,以及它在经济增长中贡献率的测定问题,一直都存在争议。对这两要素生产函数法、人力资本分离的生产函数法、时间内生化的生产函数法三种测算方法并以及其各自的相关特点进行了阐述,并讨论了当前科技进步贡献率测算方法的不足及其未来大概的发展趋势。     

经济金融化与“全要素生产率之谜”:理论机制与实证检验

人口论、人力资本积累论、技术扩散放缓论、全球贸易摩擦论、金融危机持久伤害论以及统计幻象提供了“全要素生产率之谜”部分解释。然而,“全要素生产率之谜”的剖析不能忽视经济金融化转型的典型事实,实体经济金融化导致金融资本对实体资本的“挤出”而产生负面冲击,引发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停滞。这种“挤出”存在资本运动、产业结构和企业金融化的三层次作用机制,表现为金融资本趋强而产业资本趋弱、核心经济由实体部门向虚拟部门的转变、“收入差距”扩大伴随的有效需求不足和企业主营业务的“金融化”行为。进一步利用跨国投入产出数据对此进行了检验,研究发现经济金融化是“全要素生产率之谜”的重要原因。鉴于此,我国高质量发展要关注全要素生产率中的金融化因素,需要深化金融制度改革,坚持制造业是实体经济核心的地位,促使金融业回归资金融通服务中介的本质,提升金融服务新兴经济的能力。     

虚实比例的黄金区间与高质量经济增长——基于跨国面板数据门槛模型的实证分析

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保持合理比例关系是实现高质量经济增长的重要条件。选取1995—2018年59个国家的跨国面板数据,运用面板门槛模型实证分析了虚实结构的最优区间及其动态情况。结果表明：虚实比例存在黄金区间,当虚拟经济与狭义实体经济（RA）的比例低于0.2443,且与广义实体经济（RE）的比例介于[0.0454,0.0595]区间时,能够保障经济持续增长的同时促进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异质性分析发现,“大国”的最优比例区间比“中小国”要窄,且更快达到拐点;对外开放程度和全要素生产率越高的国家拐点值越大,越能发挥虚拟经济的功能作用。研究结论为实现虚实协调发展,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重要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