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英语交际能力习得中的社会语言学因素

文章初步研究了英语交际能力习得中的社会语言学因素。交际能力的习得是外语教学及学习的一个关键环节,具备相应的社会语言学知识是培养良好交际能力的基础。文章浅析了交际能力的概念;阐述了影响交际能力的社会语言学因素;最后提出了自己的观点。     

出口还是对外直接投资:中国企业“走出去”影响因素研究

通过建立一个企业的出口与投资决策模型,文章研究了企业出口与投资选择的影响因素,并采用2003～2008年中国制造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国别数据,对影响制造业对外投资倾向的因素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表明,发达国家与新兴市场国家的相对高工资水平是制约我国制造业对其直接投资的主要因素,而贸易成本的降低使得国内企业更倾向于出口而不是对外直接投资。文章的结果同时显示,东道国的实际收入水平与研发水平对企业直接投资具有一定的吸引力,但并不显著,中国企业的对外投资行为并没有在不同发展水平的国家表现出显著的差异。本文认为,在缺乏其他特定竞争优势的条件下,促进制造业对外直接投资还需要更多政策层面的支持。     

出口退税与中国的工业制成品出口:一个基于长期均衡的经验分析

在一个出口决策模型的基础上,本文研究了出口退税对中国的工业制成品出口的影响,并利用1985～2005年数据进行了检验,结果表明,出口退税能够有效促进中国工业制成品出口的长期增长。进一步研究表明,出口关税退还和出口增值税退还作用效果存在显著的行业差异,对SITC7机械与运输设备类产品而言,出口关税退还的出口促进作用比出口增值税退还的出口促进作用更为显著。     

外部关税约束、自由贸易区规模与世界自由贸易

该文在外部关税约束条件下分析了几种不同类型的自由贸易区与世界自由贸易的关系,该文结果显示,一个实行开放成员国地位的自由贸易区可以实现世界自由贸易,但是当自由贸易区以追求成员国福利最大化为目标时,在世界规模大于4时,该自由贸易区的扩张不可能最终实现世界自由贸易.该文还研究了对称的自由贸易区是否可以通过进一步的融合从而把世界变成一个一体化的自由贸易区,结果显示,具有对称市场能力的自由贸易区可以通过进一步的融合提高成员国福利,从而最终实现世界自由贸易.     

入世二十年:中国从贸易自由化中获益多少

本文基于Caliendo-Parro多国—多部门模型,探讨了贸易自由化对各国福利水平的影响。研究发现:2001—2007年贸易自由化带来中国福利增加11.66%,2008—2017年贸易自由化带来中国福利增加0.23%,2001—2017年贸易自由化对世界绝大多数国家的福利产生正向影响;关税减让通过投入产出关联、中间品贸易和部门异质性三个机制影响一国的贸易福利;不论其他国家是否降低关税,一国坚持贸易自由化有利于本国福利的增加;所有国家都能从世界范围全面取消关税中获益。本文为中国在贸易保护主义回归的国际环境下坚持开放提供了科学依据。     

数字化转型与企业供应链韧性——来自中国上市公司与供应商的证据

提升供应链韧性是发展现代产业体系、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关键着力点。本文基于2007—2019年中国上市公司与供应商数据,从供应商配置与存货角度研究了企业数字化转型对供应链韧性的影响。研究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有利于降低供应商集中度,增加企业存货,多元的供应源与充足的存货储备有助于抵御供应链中断的风险,塑造供应链韧性。机制研究表明,企业数字化转型通过增强企业对外部资源的管控能力和内部资源的整合能力,进而增强了供应链韧性。异质性分析发现,人工智能技术与云计算技术的运用对提升供应链韧性的作用最为明显;外部交易成本高的地区,数字化转型对打造供应链韧性的效果更显著;同时,数字化的稳链作用更多体现在面临外部信息约束较高的企业。进一步研究得出,企业数字化转型有利于促使进口供应链多元化,分散进口供应链风险。本文的研究为推进数字技术保障产业链供应链安全提供了理论依据与经验证据。     

全球价值链下投入服务化与制造业增值能力——基于世界投入产出数据库的实证分析

基于世界投入产出数据库,改进了投入服务化的测量指标,并分析其对制造业增值能力的影响。结果表明,通过提高制造业国际分工地位和生产率,投入服务化可以显著提高制造业增值能力;相对于直接投入服务化,完全投入服务化对制造业增值能力的提升作用更大。进一步研究发现:电信和信息服务投入、金融和保险服务投入对制造业增值能力的提升作用更大,而分销和运输服务投入作用较小;相对于资本密集型行业,投入服务化对劳动和技术密集型制造业增值能力的促进作用更大。因此提高制造业投入服务化水平,尤其是技术密集型服务投入水平,对扭转全球价值链分工下中国制造业增值率不断下降的局面具有重要意义。     

中国股票上市发行监管制度变迁:一个博弈论解释

在一个不对称信息的分析框架下,本文建立了一个中国股票上市发行监管制度变迁模型。文章认为,中国股票上市发行监管制度的变迁是一个诱致性变迁过程而非强制性变迁过程,公司的整体价值差异与投资者的学习效率对制度变迁的时间有着显著的影响,而上市门槛的设置对制度变迁时间的影响具有不确定性。因此,认为制度变迁将触及一部分机构或个人的利益从而导致制度变迁的周期延长,并不具有理论上的正确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