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全球化下的中国企业伦理

经济全球化蕴含着经济与文化的不可分割。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不可避免地渗透着多元文化的冲突与协调。中国要特别关注和防范在经济全球化的信息时代由强势经济文化渗透的利己的功利主义道德原则对企业等经济主体所造成的负面影响 ,而应积极促其形成适应中国社会主义经济要求的合法、合义的企业伦理文化。     

生命经济:持续经济增长的新路径

本文从“可持续增长”的视角,以“福利经济学”、“幸福经济学”为理论基础,阐述了“生命经济”的内涵与外延,提出了当前中国经济可持续增长的新路径——发展“生命经济”,更确切地说是以“人的生命”为本替代以“资”为本发展经济。     

金融产品持股与银行系统性风险——兼论《商业银行股权管理暂行办法》的影响

基于金融机构通过金融产品增持上市银行股份现象日益普遍的背景,本文运用2011-2019年上市银行数据,采用系统GMM和合成控制法(SCM),分析金融产品持股¹对银行系统性风险的影响及其异质性,并探讨《商业银行股权管理暂行办法》(以下简称《股权办法》)限制金融产品超比例持有上市银行股份规定的效果。结果表明:(1)当单家金融产品股东的持股比例均低于5%²时,其会利用专业优势更好地监督银行行为,金融产品总持股比例有助于降低银行系统性风险。(2)当第一大金融产品股东的持股比例超过5%时,其会利用话语权为自身牟利,导致银行系统性风险增加,削弱金融产品总持股比例对银行系统性风险的降低作用。(3)由于保险产品持股在金融产品总持股中占主导地位,其对银行系统性风险的影响与金融产品持股的作用一致;保险产品以外的其他金融产品总持股比例会降低银行系统性风险。(4)《股权办法》的实施有助于约束持股比例超过5%的机构投资者的冒险行为,进而降低相应银行的系统性风险。     

对完善我国财政监督体系的几点思考

在我国当前发展和完善财政监督体系的过程中,应特别注重以下3方面:一是财政部门及政府系统所实施监督与社会监督之间有机的深度结合;二是财政监督效益考量的整体性和层次性;三是在注重监督内容系统完整性的同时,注重监督手段的先进性和科学性。     

我国税收运行中的道德风险问题探讨

我国当前税收运动中的道德风险及其危害如税收流失、税收功能低效等不可小视；它是涉税人物质、精神因素共同参与的净效用分析结果的体现，是涉税人经济理性和道德理性之对比及践行度相互影响的合效应；取决于人均收入的横向落差度、信息资源不对称的程度、税收及相关制度的设定及其认同的程度；而防范它的首要突破口是税收及相关制度的优化创新。     

解读《农业法》提升我国财政支农支出的效能

我国现行《农业法》的第六章农业投入与支持保护中，第三十八条明确指出了财政支农资金投入的规模增长问题：“国家逐步提高农业投入的总体水平。中央和县级以上地方财政每年对农业总投入的增长幅度应当高于其财政经常性收入的增长幅度。”     

最优货币政策的设计:综述及其启示

关于最优货币政策的设计,不同的文献分别从货币当局目标函数的选取、约束条件的设立和货币政策决策方式的选择三个方面进行了模型上的新扩展,形成了多种最优货币政策设计方案。然而实践证明,由于"不确定性"的广泛存在使得已有的最优货币政策设计的可操作性和包容性均不强,于是,最新的趋势表现为运用鲁棒控制和贝叶斯等方法消减建模过程中的模型不确定性和冲击不确定性。鉴于此,中国最优货币政策的设计可以考虑选择其中的一种模式——多目标的损失函数、混合型的约束条件和相机抉择的决策方式,在此框架下运用鲁棒控制求解最优货币政策。     

能源、技术与经济增长——基于中国与印度的比较分析

本文在Romer(1990)内生经济增长模型的基础上,以加入能源因子和将技术因子与能源、劳动力相融合为特征,得到更贴近现实的反映经济增长的产出方程式。通过检验中国和印度1965~2004年间的实证数据,运用VAR模型、Johansen协整检验和向量误差修正模型(VECM)等方法,对两国的能源及技术与经济增长的长期关系和短期动态影响进行了比较分析。结果显示:长期中,加入技术变量的能源因素与经济增长的弹性关系,中国表现为负,而在印度为正;技术对于经济增长的总体贡献,印度高于中国。短期中,能源与技术因素的短期波动对中国的经济增长影响较强;而资本的短期波动对印度的经济增长影响较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