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对外贸易、环境保护与经济的可持续增长

本文通过对中国对外贸易与环境污染关系的实证分析,重点探讨了对外贸易、环境保护与中国经济可持续增长之间的内在联系,并从改善中国对外贸易结构、实行环境保护的角度,提出六点促进中国经济可持续增长的政策建议。     

产权契约的不完备性与企业治理效率优化

现代契约理论认为，市场的价格机制的运行是有成本的，企业的行政权威取代市场价格机制节约了交易费用，在市场经济中，各种生产要素为最有效地激发贡献率自愿通过签订一系列的契约形成经济组织。要素所有在订立契约时是平等的，各种要素通过契约关系的结合创造了企业剩余，所以作为平等独立的要素所有的契约各方都有权参与企业剩余利润的分配。各要素投入都是理性的经济人，都希望能索取最多的剩余，然而各种要素对企业剩余的贡献难以界定，这样企业内部就存在这样一对矛盾：有限的剩余和无限的剩余索取欲望。为了消除这一矛盾，就需重新达成新的契约安排，调整各要素投入的责权利，这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诸要素的相对地位及谈判能力。行为的不确定性、信息非对称、交易费用的存在、交易双方的有限理性和机会主义，以及各要素在企业中的相对地位不断地变化，决定了要制定出完备的契约是不可能的，不完全契约成为普遍的现象。     

窗口里,装着一座大山——陕西省泾阳县养老保险经办工作纪实

因为有了情,窗口里洋溢着温暖;因为有了爱,窗口里充满了生气。窗口里矗立着一座经办工作人员用爱心堆起的大山,那是一座离退休职工放心的"老有所养的靠山"。     

中美经济关系、汇率制度与中国汇率政策——基于FAVAR模型的实证分析

本文对美国经济因素与中国主要宏观经济变量之间的相关性进行了定量研究,实证分析了1993～2007年中美经济关系、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对中国汇率政策传导机制和效果的影响。通过因素增强型向量自回归模型的实证分析,我们发现中美两国经济关系呈现出高度的协同性。中美经济交流和互动对中国汇率政策传导机制和效果产生了明显影响,主要表现为美国因素弱化了汇率政策的短期效应。人民币名义汇率能够浮动时,能在一定程度上缓和国内外供需矛盾,减小实际升值对外贸顺差的负面效应,但加剧了产出衰退。     

20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对外贸易逆差与经济增长的相关性分析

本文应用协整分析和格兰杰因果检验方法检验了20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对外贸易逆差与经济增长的相关性。检验结果表明,1991~2005年间,美国对外贸易逆差的扩大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长期稳定的动态均衡关系,美国的经济增长是其对外贸易逆差扩大的Granger原因,而拒绝对外贸易逆差扩大不是美国经济增长的Granger原因的概率只有60%。对此计量检验结果,本文认为,美国国内总供给与总需求缺口、经济结构升级、低利率、高新技术出口管制以及美国的国际分工地位、大规模对外直接投资、主要贸易伙伴经济增速缓慢、谋求全球霸权等国内外因素对美国经济的影响具有双效性:一方面支撑了美国经济的增长;另一方面却加剧了美国对外贸易的逆差。     

经济总量、经济结构及其空间协调——外资研发嵌入提升视角

本文选取1998—2014年30个省、直辖市、自治区的统计资料,利用主成分分析法测度了外资研发嵌入指数,从外资研发嵌入提升视角研究了经济总量、经济结构及其空间协调关系。研究结果表明:中国外资研发嵌入水平由东往西逐次递减,且随时间推移这种空间非均衡性呈现"固化"态势,相比经济总量,经济结构红利空间巨大;经济总量和经济结构积极协调,显著促进了外资研发嵌入水平的提升,这得益于经济结构的资源配置效应和要素集聚效应;无论在全国层面还是区域层面,经济总量和经济结构的空间溢出现象明显,但是由于经济结构、经济总量与周边地区经济结构、经济总量彼此存在不协调现象或消极协调现象,引致两者的空间溢出对外资研发嵌入提升的影响不显著。     

知识经济时代世界服务贸易发展的新趋势及中国的对策

21世纪是知识经济世纪,服务经济化是知识经济时代的显著特征。在知识经济的发展和作用下,世界服务贸易的格局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服务贸易呈现出一些新的发展趋势。文章对此进行了分析,并结合知识经济背景下中国服务贸易发展的新特点,提出了中国迎接知识经济挑战、发展服务贸易的相关政策建议。     

解读美国金融危机——基于实体经济的视角

在全球经济失衡背景下,美国网络经济泡沫破灭与美联储先松后紧的货币政策等因素促使美国金融危机爆发并加速其向全球蔓延。金融危机不仅重创美国实体经济,而且通过国际金融、国际贸易、国际投资等多种渠道侵蚀全球实体经济,世界经济下行风险日益凸现。面对愈演愈烈的金融危机,世界各国应加强国际经济政策协调、重建全球实体经济,循序渐进调整世界经济失衡。为此,中国应进一步夯实实体经济基础,调整经济结构,扩大内需,并积极主动地参与世界经济新秩序的重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