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官员结构与中国省际财政分权

传统分权理论通常将财政分权视为一个外生变量,未考虑政治结构对财政分权的影响.官员交流制度作为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一部分,不断改变着地方官员的构成.以交流制度实施后省委常委层面官员的构成情况作为衡量指标,本文考察了地方官员结构变动及其他因素对省际财政分权的影响,发现:一是官员交流对财政分权产生了方向相反的双重影响,即随着交流官员比例的提高,以财政收入衡量的分权水平在下降,以财政支出衡量的分权水平却在提高;二是与多数国家表现和研究判断相反,中国城市化降低了财政分权水平.     

制度环境约束下的特殊制度变迁—中国股份合作制的变迁研究

本文从制度变迁角度解释了股份有合作制在我国的特殊变迁轨迹,并根据股份合作制的变迁进一步说明了制度环境,意识形态对制度变迁的作用。     

高校政策性负担、预算软约束与法律软约束

分析了高校所承担的政策性负担与高校预算软约束,法律软约束之间的关系。法律软约束是指因为某种原因,高校超额收费的违法行为后果不受法律的约束,政府对高校违反法律的行为予以默认。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政策性负担会引发高校管理者的机会主义行为,可能导致高校出现预算软约束及法律软约束。因此,要硬化高校预算约束和解决法律软约束,必须考虑剥离高校的政策性负担。     

济南市出租车停运的经济学分析

1996年9月,济南市政府决定为市区高架路建设征收道路建设费。规定机关、事业单位车辆免收,出租车每辆每年收2000元,连收3年。出租车司机认为自身难以承受,以停运为手段,要求市政府收回决定。结果是市政府答应核查出租车的负担,取消其中不合理的收费,但城市道路建设费不能减。出租车司机的要求为何没有得到满足,市政府又为何做出让步,市民对此事件的反应又如何呢?本文将从经济     

黄河三角洲高效生态(工业)经济区增长绩效研究

利用同时体现增加意愿产出、减少非意愿产出和减少投入的基于松弛的序列方向距离函数,评价黄河三角洲高效生态经济区的工业增长绩效。实证结果显示:黄河三角洲山东地区的无效率水平逐年提高,随着政策落实,效率水平持续降低但有所趋缓;生产力呈"进步—退步—退步趋势减缓"的变动态势,其衰退主要源于效率恶化,技术进步虽有一定成效但难以弥补效率恶化;效率生产力水平具有显著的区域差异,烟台和东营两地各项的指标相对良好,其他地区的差异程度各异。     

区域开放创新:欧洲EURIS经验借鉴

区域开放创新是创新驱动战略的内在要求,通过开放度、资源获取和吸收能力的提升影响区域创新绩效。欧洲EURIS开放创新实践,在官产学民四螺旋模式下,通过提高区域创新潜在交互能力、信息处理能力、实际交互能力,有效提升区域创新绩效。国际创新竞争加剧要求中国引入四螺旋创新思维,政府、企业各界采取有效措施积极推动区域创新向开放创新转型。     

日本两次金融不良资产的清理及启示

日本进行了两次金融不良资产清理，第一次取得了成功，第二次仍然在艰难进行。第一次成功是因为政府清理的决心大、措施得当。第二次艰难则因为政府在经济制度的互补性逐步丧失导致生成不良资产时没有正视现实。日本的经验教训，对于正在进行的我国不良资产清理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     

中国农民工财产犯罪的影响因素分析：1987-2008

农民工的犯罪问题已成为当前社会的突出矛盾之一,且以财产犯罪居多。寻找农民工财产犯罪的根源是本文的研究重点。论文通过中国1987-2008年间城市化水平、城乡收入差距、教育水平、打工收入、执法投入水平和重刑率等宏观因素对农民工财产犯罪诱因进行实证考察,并使用工具变量法解决了模型的内生性问题。回归结果表明,以上诸因素都对犯罪率产生了影响。最后,文章着力从提高农民工适应城市能力入手寻找问题的解决途径。     

新股发行制度改革前后定价效率的实证分析

2009年5月份中国证监会启动新一轮股票发行制度改革，一年来先后有两百多家公司在A股市场成功上市。在新的发行体制下，一方面新股抑价程度有所降低，另一方面高市盈率发行、破发、超募等问题突出显现，人们关于此轮改革的成效存在广泛争议。采用主成分分析和多元回归分析的方法，运用相对价值判断标准对改革前后新股发行定价效率进行比较分析。结果显示，尽管发行体制改革后发行价高企，但是能够更好地反映公司的内在价值，发行价存在合理性基础。     

土地红利分配、村委会职能与城镇化

城市郊区土地被征收后会产生两个方面的影响:其一,土地红利的产生,并进一步在地方政府、用地企业和村委会(农民)之间分配;其二,失地农民的市民化,即(被动)城镇化过程.而城镇化过程能否顺利进行取决于土地红利分配的格局.当前的土地红利分配格局不利于城镇化水平的提高.虽然《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指出要合理提高个人的土地红利份额,但为了有效地提高城镇化水平,村委会需要承担失地农民的谈判代表、土地红利分配方式的决定主体、土地股份公司的实际管理者三个职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