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外贸易对我国全要素生产率影响的测度与分析

在开放经济条件下,一国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不仅依赖于本国的R&D存量,而且还依赖于国外R&D的溢出。本文对Coe&Helpman的贸易溢出模型进行了扩展,将人力资本要素纳入到模型的分析框架中,并对其模型的设定偏误作了修正。经扩展后的模型测度表明,通过贸易渠道溢出的国外R&D资本存量对我国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有着明显的促进作用,但这种作用相对来说要小于国内自身R&D资本存量的作用;同时计量结果还表明,人力资本要素通过提高创新能力间接地促进了我国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文章在此实证研究基础上,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1985—2010年间中国制造业要素 配置扭曲变动的解析 ——资本结构变动与技术进步的影响分析

本文对1985—2010年间中国制造业部门的要素配置扭曲系数的变动进行了解析。要素配置扭曲系数的变动一方面是由于不同行业间投资结构失衡所引致，但是另一方面则反映了不同行业间不同类型技术进步差异对要素报酬率变动的影响效应。笔者发现：（1）近十多年来，部分重化工业的资本快速扩张引起行业间投资结构失衡，并加大了行业间的要素配置扭曲程度；（2）相对于1985—2000年间，技术进步因素在2001—2010年间对要素配置扭曲系数的变动的影响效应越来越大。本文建议政府在制定产业政策时，限制一般生产性的资本投资鼓励政策，而更多转向鼓励创新和研发投资的政策，鼓励体现有技术进步因素的资本要素与劳动要素之间的相互替代。     

战略性贸易产业R&D补贴的实施策略研究——事前补贴与事后补贴之比较

我国在世贸组织规制下对战略性贸易产业实施保护面临选用什么样的政策保护工具及如何实施的问题?R&D补贴因其具有非专项性和非贸易扭曲性而成为符合世贸组织规制的贸易保护工具。本文利用博弈模型和数据模拟法对R&D补贴的两种实施策略进行了比较,发现事后R&D补贴策略能够产生更大的福利效果,更加有利于节约资源和避免寻租,是优于事前R&D补贴的实施策略,具有更强的现实可行性,值得我国政府采纳。     

中国制造业贸易竞争力的测度与分析

本文运用贸易竞争力指数对我国36个产业部门在1992-2003年间的出口竞争力进行了实证测度,结果为服装业等13种产业长期稳定地处于比较优势,化学纤维制造业等9种产业长期处于比较劣势,非金属矿采选业等7种产业的比较优势处于递减的态势,电子及通讯设备制造业等7种产业的比较优势处于递增的态势。同时对四大要素密集型产业的贸易竞争力也进行了相应地测度。文章对实证结果作了分析,并提出了进一步提升我国产业贸易竞争力的对策。     

金融业开放与中国制造业竞争力提升

研究目标：探究外资银行进入对制造业企业加成率变化的影响和作用机制。研究方法：基于异质性企业和新增长理论,将企业异质性和新熊彼特模型有机整合到统一框架中提出命题,根据中国工业企业和海关数据库,通过外资银行进入这一外生冲击对银行业开放后的制造业企业“加成率效应”进行实证研究。研究发现：总体上外资银行进入后,进入区域内企业平均加成率显著增加。行业层面异质性渠道检验表明,行业与技术前沿差距越小、行业外部融资依赖度越高、与银行业投入产出关联度越大,外资银行进入“加成率效应”越大。分所有制类型的结果显示,民营和外资企业的正向效应更为显著,且大型民营企业的正向效应值最大。分地区和要素密集度的结果显示,东部和劳动密集型企业的正向“加成率效应”较大。研究创新：首次从企业盈利水平视角出发探讨外资银行进入对下游制造业加成率的影响。研究价值：证实金融业开放有利于提升我国制造业企业市场势力。     

最低工资与企业技术进步路径——技术引进还是自主创新

本文基于新古典分析框架,使用中国微观企业数据分析了最低工资变动对企业自主创新和技术引进两种技术进步方式的影响及其主要机制,研究发现为：(1)最低工资上升会导致企业技术进步路径偏向于自主创新,企业会有更多的自主创新,同时减少技术引进,不同方式的稳健性检验证明了这一结论稳健;(2)从机制分析看,企业技术进步路径偏向自主创新主要是因为自主创新有更好的劳动节约效应和要素结构优化效应;(3)从异质性分析看,劳动密集型企业和资本密集型企业受最低工资变动影响的技术进步路径偏向程度要明显大于技术密集型企业,国有企业相比于非国有企业有更强的自主创新偏向。本文研究结果说明最低工资制度与创新驱动发展具有内在逻辑一致性,不仅能增强企业技术进步动力,还会通过引导企业内部的技术进步资源再配置,强化企业自主创新。     

中国产业政策的最优实施空间界定——补贴效应、竞争兼容与过剩破解

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引起广泛讨论的“东亚奇迹”争辩后,中国近年来出现的“战略性新兴产业也过剩”现象再一次引起国内外各界对政策干预有效性的普遍关注。中国产业政策似乎长期陷入“刺激—过剩—淘汰—再刺激”的循环路径。基于一个拓展的“2×2”伯川德模型,本文显化了以不同方式施行的补贴可以产生不同政策效果的理论机制,即以竞争兼容方式施行的补贴可通过扩大竞争,抵冲补贴对创新的负面影响并获取创新激励效应,但行业存在一个有效竞争阈值,当竞争程度已经过高时,继续施加补贴会降低企业对行业竞争压力的敏感性,引致企业“为补贴而生产”和产能过剩风险。本文的核心结论是:产业政策存在一个以行业竞争程度等行业异质性为特征的最优实施空间,越偏离最优实施空间,施政效果可能越会背离政策制定者的初衷。基于此,本文提出了一个具有较高适用性和系统性的中国产业政策优化设计框架。     

跨国外包对我国制造业就业的影响效应

本文运用我国1996—2008年28个制造业面板数据检验了参与跨国外包对制造业就业的影响。研究发现,跨国外包促进了我国制造业就业增长,而且服务外包对就业拉动作用大于制造外包。跨国外包对制造业就业规模正面影响存在行业差异,其中对高技术产业影响程度最大,其次是中等技术行业,最后是低技术行业。不论服务外包还是制造外包都不能显著地提升我国制造业的就业结构。实证结果所蕴含的政策启示在于:我国不能仅仅依靠参与跨国外包缓解就业压力,更为重要的是通过加快产业转型与升级以切实提高本土产业对劳动力的吸纳能力。     

数字技术与企业出口质量升级——来自专利文本机器学习的证据

数字技术是支撑贸易数字化的重要基础,目前已逐渐成为新发展格局下推进贸易强国建设的强劲动能。本文基于2007～2015年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申请的数字技术领域专利文本,运用机器学习方法测算数字技术专利的创新度指标,进而考察异质性数字技术对企业出口质量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应用数字技术能显著促进企业出口质量升级,这种促进作用主要由高创新度的颠覆性数字技术引起,而低创新度的渐进性数字技术对出口质量无显著影响。具体来说,颠覆性数字技术通过优化生产经营效率、促进服务化转型和加速创造性破坏三方面机制作用于企业出口质量。本文研究结论提供了数字技术赋能贸易高质量发展的微观层面经验证据,为进一步提升贸易数字化水平、推进数字强贸工程建设提供了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