碳排放与碳减排的经济学研究文献综述

温室气体尤其是二氧化碳排放被认为是全球气候变暖的主要原因,主流科学界对此达成的共识及其激发的国际政治响应,推动了经济学界对碳排放与碳减排问题的研究,本文着重对碳排放增长的驱动因素、碳排放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能源与碳排放约束的绿色生产率与效率、碳减排机制与政策等方面的经济学研究进行回顾与评述。因素解析法虽能识别碳排放增长的主要驱动因素但其考察的因素具有局限性,多元计量分析弥补了因素解析法研究的不足,基于生产前沿的生产率与效率评价模型为低碳发展转型提供了良好的分析框架,宏观经济模型能模拟复杂经济系统中碳排放及碳减排对经济发展的内在影响。有关碳排放与碳减排的多视角研究有待完善,基于企业与居民行为的微观经济研究仍需深入。     

中国的劳动收入份额为什么趋于下降?——基于二元经济模型的观察与解释

新古典经济学的要素分配理论以劳动力是稀缺资源作为其前提假设,与我国二元经济条件下的现实情况存在较大差距,因而在分析我国劳动收入份额下降时解释力不足。文章修正了新古典经济学的劳动力稀缺要素假定,基于劳动力无限供给假定的二元经济模型和中国数据表现出的异质性特征,建立了一个分析二元经济中劳动收入份额影响因素的理论框架,并运用该理论框架解释了中国劳动收入份额趋降的原因,提出促进劳动密集型技术进步、提高人力资本禀赋、审慎干预劳动市场等方面的政策建议。     

消费文化、认知偏差与消费行为偏差

本文放松了理性经济人假设,在行为经济学双曲线贴现模型框架下,以"自我控制"认知偏差及相应的模型参数设定对东西方消费文化差异进行了技术表达,进而阐明了消费过度(欧美国家)和消费不足(东亚国家)这两类消费行为偏差的形成机制。本文采用全球48个国家和地区1978—2007年的面板数据,以儒家虚拟变量和性生活指数作为消费文化的替代变量检验了文化与消费的关系。结果表明,在解释东西方消费率差异时,预防性储蓄等传统理论的解释力远低于不可观测的国家个体效应。儒家虚拟变量和性生活指数能分别解释国家个体效应的28%和58%。这表明消费文化等不随时间改变的个体因素比传统变量更能解释各国居民的消费差异。实践层面上,双曲线贴现模型中锁定技术能有效纠正"自我控制"认知偏差,从而消解儒家文化对消费的深度抑制,可为扩大内需政策创新提供思路启发和技术支撑。     

环保约谈能否促进企业绿色投资

环保约谈制度是提高环境治理水平所实行的环境执法监督新方式,对于破解环境治理难题,提高环境治理绩效至关重要。本文利用环保约谈所产生的准自然实验变化,以2013—2019年我国重污染行业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考察环保约谈对企业绿色投资的影响。双重差分法的检验结果表明：在环保约谈所涉及城市的上市公司中,环保约谈促进了企业绿色投资。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检验发现,环保约谈对绿色投资的促进效果较为明显的企业主要来自于全要素生产率较高,行业市场竞争程度低及融资约束低的企业。研究结论从企业加强环保绿色投资决策的角度为环保约谈的经济后果提供了微观的证据,这不仅对于我们了解环保约谈这一政策对微观主体企业的影响效应具有一定意义,同时,对国家在经济发展中,如何实施更好的环境治理政策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数字技术会缩小居民收入差距吗？ ——来自政府工作报告文本分析的证据

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明确指出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而缩小居民收入差距是共同富裕的关键。数字技术的发展是当前我国缩小居民收入差距的新机遇。本文对数字技术影响城镇内部、农村内部及城乡之间居民收入差距的机制分别进行了梳理,根据机制分析构建了相应的计量模型,利用我国2007—2020年的省际数据,使用爬虫技术从政府工作报告中收集了“数字技术”关键词,科学合理地刻画出各省份数字技术水平,实证检验数字技术对我国居民收入差距的影响机制。研究发现：第一,数字技术能够缩小城乡之间的居民收入差距,而对城镇内部与农村内部的居民收入差距没有影响,该结论呈现出一定的时间异质性和空间异质性特征,并通过了一系列稳健性检验。第二,数字技术发挥效力需要一定外部条件作为支撑,数字技术在数字基础设施更发达、人力资本更充足的时期与地区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缩小作用越明显。     

数字化转型、多元化经营与企业绩效

本文以既有研究为基础,考察了企业数字化转型如何改变多元化经营的绩效影响。文章采用2007—2020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运用面板二值选择模型、模糊双重差分模型以及面板固定效应模型进行实证检验,同时使用传统多期双重差分模型进行对照。研究结果表明：数字化转型与多元化经营之间具有强大的协同作用。从事实上看,数字化转型能够提高企业开展多元化经营的概率,也能够提升企业多元化经营水平。从机理上看,数字化转型能够提升企业多元化经营的预期收益,并且这一效果在劳动密集型产业中最为明显。本研究综合运用资产专用性、范围经济等理论探究了数字化转型与多元化经营之间的联动效果,开创了对于多元化经营对企业绩效影响的新型研究视角。     

产业技术创新联盟信息共享决策研究 ——基于区块链技术的应用

将区块链技术应用于产业技术创新联盟信息共享领域,可解决联盟信息共享安全问题,提高联盟主体信息共享意愿,加深信息共享程度,进而提升联盟信息共享效率。使用演化博弈方法,构建产业技术创新联盟企业和学研两方的信息共享博弈模型,并通过Matlab仿真对影响双方信息共享决策的政府与区块奖励、惩罚力度、边际成本、风险系数5项因素的影响结果与演化逻辑进行具体分析。结果表明,与传统产业技术创新联盟信息共享过程相比,区块链技术的应用对其共享过程中的各项因素的关键参数值产生了较大影响,更容易推动双方实现均共享的理想均衡状态,但各因素的影响程度不同。有条件的联盟应致力于区块链技术与联盟信息共享网络的融合工作,根据实际情况制定合适的因素组合协同策略,促进联盟的可持续高速发展。     

社会认同理论视角下的企业创新绩效前因组态研究

创新是企业竞争优势的重要来源,也是企业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动力。探究企业创新的影响因素及其作用机制对于企业创新发展具有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基于社会认同理论,本研究建立包含团队断裂带、团队异质性、环境不确定性以及企业声誉等要素在内的企业创新影响机制模型。通过对66家电子信息企业样本进行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本研究探究企业内部结构与外部环境的各个要素对于企业创新的协同效应与联动关系。研究发现: 高企业创新绩效的驱动路径有三条,路径1强调在高环境不确定性、高企业声誉情境下,低高管团队学术背景异质性及低断裂带距离有利于实现高企业创新绩效;路径2强调在高环境不确定性、高企业声誉情境下,高团队学历异质性与低断裂带强度有利于实现高企业创新绩效;路径3强调在高环境不确定性、低企业声誉情境下,高团队断裂带强度与低团队断裂带距离有利于实现高企业创新绩效。研究结果拓展了社会身份理论在企业创新领域的应用,也为企业创新绩效的提升提供了新的思路。     

银行主导型金融对制造业企业技术进步的影响——基于技术距离的视角

制造业企业的技术发展离不开适宜类型的金融支持。那么,我国以商业银行为主导的金融体系对其具有怎样的影响？本文从技术距离视角出发,通过构建熊彼特内生增长模型探究银行主导型金融体系对制造业企业技术进步的影响效应及作用机理,并运用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与城市数据库的匹配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当制造业企业远离技术前沿时,银行主导型金融对其技术进步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但随着企业接近技术前沿,该作用将由正转负。相较于国有和抵押资产丰富的制造业企业,银行主导型金融对技术进步的负向作用在非国有和抵押资产匮乏企业中出现较早。机制检验表明,在远离技术前沿阶段,银行主导型金融能够激励制造业企业创新从而促进其技术进步,但在接近技术前沿后,银行主导型金融难以通过激励企业创新驱动其技术进步。研究结论对如何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增强金融服务制造业之功效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主观社会地位对制造业工人工匠精神的影响：基于认知-情感个性系统理论

以制造业工人为研究对象,基于认知-情感个性系统理论,构建主观社会地位影响工匠精神的双路径模型,检验心理所有权与和谐式工作激情在主观社会地位与工匠精神之间的中介作用,以及关怀型伦理氛围的调节作用。通过对收集的538份有效数据进行统计分析,研究结果表明：(1)主观社会地位对制造业工人工匠精神有显著正向影响;(2)心理所有权与和谐式工作激情在主观社会地位对工匠精神的影响关系中起部分中介作用;(3)关怀型伦理氛围在心理所有权、和谐式工作激情与工匠精神的关系中发挥正向调节作用。研究结果揭示了主观社会地位对制造业工人工匠精神的双路径影响机制,丰富了工匠精神的前因变量研究,并为培育制造业工人工匠精神提供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