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入代际分配结构与我国社会消费倾向——一个基于Diamond模型的社会消费总量模型分析

基于Diamond模型的社会消费总量模型显示收入代际分配结构影响社会消费倾向。产出对消费的影响通过工资和资产收益率两个渠道传递。我国青年人群收入占社会总收入的比重过大,消费对当期产出过度平滑,导致持续下滑的低消费率和国内有效需求不足。发展资本市场可以提高国内有效需求。     

开展中外合作办学，提高学院办学水平——基于中英职业教育合作项目的实践回顾

引进国外先进教育模式,对高职院校的改革和发展起着重要的促进作用。该文以广东农工商职业技术学院引进的英国BTEC项目为例,探讨高职教育中外合作办学的经验。     

中国经济趋势预测:稳定、调整和发展

在连续17年单边快速升值之后,人民币汇率走势目前转为在浮动中缓慢升值,这有利于中国出口和经济安全与发展。中国经济增长潜力不容忽视。未来5至7年,中国经济增长率应保持在8%以上,物价控制在6%以下。在发挥传统产业潜力的基础上,实现产业升级和发展模式转换,关键是克服既得利益集团干扰,避免发生重大决策失误。中国作为人口大国,经济发展应主要依靠内需,启动内需应进行一系列重大改革,如建立社会保障基金,改革房地产业等。     

“负责任旅游”及其相关概念辨析

对负责任旅游的研究与实践因其在旅游目的地竞争中的作用而日益发展着。旅游界对“负责任旅游”的概念存在多角度的解释。对负责任旅游及其相关概念的看法模糊不清．从负责任旅游的特征出发,剖析其内涵,对负责任旅游及其相关概念的差异进行对比分析。在负责任旅游与其他相关概念的区别与联系中认识它们的共同性与特殊性,分析它们之间的交互关系,为更好地应用负责任旅游理论推进旅游目的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实现提供依据．     

基于内部控制视角的政府审计强度研究

通过构建一个政府审计强度模型分析了审计人员和责任人的决策行为,以探讨政府审计强度的影响因素和其作用机理。主要结论如下:政府审计实质性测试水平平均数的增量与控制测试水平的增量之比等于控制测试与实质性测试边际成本之比,且该比值为负值;实质性测试水平随着责任人的违规收益、责任人为不诚实类型的先验概率的增加而增加,随着内部控制强度、责任人逾越控制成本的增加而减小;对于政府审计人员审计失败的法律责任的构建和追究会对责任人违规有震慑作用;当逾越内部控制的成本为正数,责任人始终不会选择最大强度的内部控制;我国内部控制不仅仅是方法和技术的问题,更是一个体制问题;内部控制体系作为社会或企业整个免疫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其职能可能会缺位,这应该是某些违规问题"屡审屡犯"的根源之一。     

中国受保家庭的遴选与保障性住房的分配

当前中国保障性住房在分配环节存在一系列问题,为此应构建新型保障性住房分配流程。在划定城镇总体受保家庭范围的基础上,建立新的受保家庭遴选标准体系。将家庭原有资产、资产性收入、职业风险度等指标纳入审核标准,并在此基础上设计出保障性住房的"分配资格级别"、"分配面积级别"以及"轮候次序"三个公式。在公式打分的基础上,结合家庭的自主选择,确定家庭是否具备受保资格以及受保的程度、受保时间和所分配保障性住房的具体地点。该流程的实施需要具备一定的制度保障,即个人收入档案制度、个人信用档案制度、保障性住房分配的公示与奖惩制度以及层次分明的保障性住房供应体系。     

论强制性环境治理制度的实施效率

In the eco-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system,the compul-sive institutions are the most important as well as the mostcommonly utilized.A nation utilizes its administrative,lawand economic power to forbid,boost,bestir and help indi-viduals’behavior concerning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toensure the realization of eco-environment conservation.The fact,however,turns out to be disappointing about theimpulsive institution’s implementation.Actually,the unsatis-factory practices sometimes even lead to“…     

吸引外商直接投资决定因素的实证研究综述

将学者最常使用的几个决定因素——市场规模和经济增长、东道国工资成本、基础设施、政治稳定性、投资鼓励政策、腐败以及知识产权保护等进行了分类,并对学者的各种观点进行了疏理。目前关于FDI决定因素所得结论存在矛盾主要是由于学者运用的方法、变量的选择、时间范围的选取、国别样本的覆盖面以及FDI本身度量的问题产生的。另外,针对具体两个国家吸引FDI的决定因素进行对比分析的研究比较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