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司社会责任：制度视角的解释与探索

公司社会责任一直是学界争论的焦点。本文另辟蹊径,运用新制度经济学分析框架,从制度构成的三方面——非正式约束、正式约束和实施机制分别分析,试图建立一种涉及企业、政府、公众和执行的多方主题利益的公司社会责任制度体系。     

从"放权让利"到"公共财政"——中国财税改革30年的历史进程

中国的财税体制改革从主要着眼于为整体改革“铺路搭桥”、以“放权让利”为主调的改革,到走上制度创新之路、旨在建立新型财税体制及其运行机制的1994年的财税改革;从主要覆盖体制内的政府收支和以税制为代表的财政收入一翼,到体制内外政府收支并举、财政收支两翼联动;从以规范政府收支行为及其机制为主旨的“税费改革”以及财政支出管理制度的改革,到作为一个整体的财税改革与发展目标的确立;从构建公共财政基本框架,到进一步完善公共财政体制和公共财政体系,经历了既彼此独立叉互为要联的四个阶段。     

高校优秀大学英语教师特征初探

笔者通过对首都经济贸易大学二年级30位学生的问卷调查和对其中5位同学的访谈,试图回答两个问题：大学生评判优秀英语教师的标准是什么？优秀英语教师应该具备哪些素质？学生们就以下三方面提出了要求：一是英语教师的语言技能,二是英语教师的教学方法,三是英语教师的人格魅力。本文针对这三方面进行了分析,旨在通过学生认知角度找到关于优秀英语教师的标准,使教师思考并提高自己的教学质量,成为优秀英语教师。     

帕斯卡尔论正义

帕斯卡尔对正义问题做了思考。他先是批判了人们通常持有的正义观念,指出现世人观念中的“正义”其实都是虚假的,不可能存在真正的正义。继尔,通过分析他又认为有必要对民众保持欺骗,维护他们对法律、习俗和强权服从的习惯。最后,他谋求正义与强力的结合,希望人类能够向真正的正义更多的靠近。     

浅谈新会计准则

随着改革的进一步深化,世界经济一体化趋势不断加强,国际资本市场全球化进程加速和知识经济的飞速发展,我国会计理论也在不断发展和完善,与国际趋同。新会计准则对我国企业财务会计的革命性影响,及财务与会计之间的直接互动,必将使财务管理理论随着新准则的实施而演化变迁。     

MQS对社会福利和市场结构的影响

一般文献通常假设一国收入水平为均匀分配,且市场完全覆盖,以此分析MQS对社会福利的影响,通常认为MQS会降低一国社会福利。通过拓展一国收入水平呈均匀分配的假设,且假定市场不完全覆盖,以一高收入国和一低收入国为对比,探讨MQS对社会福利以及产业结构的影响。研究发现,MQS对社会福利的影响和一国的富裕程度有关。如果一国收入水平较高,MQS的存在通常会降低其社会福利,MQS数值越大,其社会福利损失越大;反之,如果一国收入水平较低,则MQS通常会提高其社会福利,MQS数值越大,社会福利提升越大。同时,MQS的存在会扩大厂商市场覆盖面,但会降低其利润。较高的MQS可能导致一家厂商退出市场,形成独占市场结构。     

我国农村体育公共产品供给问题的理性思考

采用文献资料、逻辑分析等研究方法,从农村体育公共产品的属性和供给主体入手,分析了我国农村体育公关产品供给政策的积极影响,并从供给瓶颈、障碍和根源三个方面剖析了供给主体单一、资源不足、责任、能力和义务之间的不对称,供给主体的类别对待问题,提出应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重构农村体育公共产品供给主体,建立城乡一体化均衡的供给制度,出台多元参与的优惠政策,完善自主治理的自治组织,建立、健全相关的法律和法规。     

现金股利政策的影响因素研究——基于上市公司数据的实证分析

选取沪市和深市2008年上市公司半年报的财务数据,通过因子分析,对我国现金股利政策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研究。研究发现,上市公司现金股利发放主要受到股本规模、资本结构、股权结构、成长性、流动性、盈利能力、股东权益和市场前景的影响。在这一实证分析结果基础上提出的政策建议,可供证券市场监管部门进行参考。     

西部地区农村征信体系建设模式研究

以西部地区农村征信体系建设模式为研究对象,运用信息不对称理论的研究方法分析征信体系建设在消除农村信贷配给困境中的作用,对公共征信系统主导型征信模式和私营征信机构主导型征信模式的整体优势和所需制度条件进行比较,并依据西部农村经济与金融发展的区域特征,提出政府先行、市场跟进的征信体系建设的对策建议.     

示范家庭农场认定标准评析

农业生产以家庭经营为基础是其自身的特殊性所决定的,家庭农场则是引领适度规模经营、发展现代农业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我国家庭农场发展还处于初级阶段,需要较先进的家庭农场发挥示范作用,进而带动家庭农场整体的高质量发展。自2013年中央一号文件发布以来,各地相继出台了示范家庭农场认定文件,但鲜有文献对这些文件中示范家庭农场认定标准的科学性和有效性进行探讨。本文收集了21个省级和31个市级示范家庭农场认定文件,对其提出的示范家庭农场评定条件和要求进行梳理和比较,发现这些认定标准大多存在以下问题：（1）具体要求与定义性规定脱节,不利于评选出真正的示范家庭农场。比如,没有相应的量化指标来保证“以农业收入为主”和“以家庭成员为主要劳动力”的规定性,对经营规模大多只有下限要求、没有上限要求,可能把从事非农生产的经营主体、专业大户和公司性农场等评为示范家庭农场。（2）认定标准过低,示范家庭农场先进性不足不利于示范作用的发挥。例如,未对农场主的年龄、文化程度、经营经验以及农场的新技术采用和机械化水平等提出要求。（3）省级标准与市级标准没有拉开档次,不利于促进不同发展层次家庭农场的高质量发展。除了在经营面积上省级要求明显高于市级要求外,其他评定条件和要求的省级标准与市级标准差别不大。（4）认定标准中生态绩效指标太少,不利于新时代家庭农场的绿色发展。虽然有些示范家庭农场认定文件提出了“三品一标”的要求,但在绿色环保方面的要求过低,不能满足农业绿色发展的时代要求。目前,各地示范家庭农场认定标准存在的问题与我国家庭农场发展时间短、整体水平不高有关,但示范家庭农场的评选应该着眼于示范性和引领性,而不是照顾大多数。目前,有些地方的做法（如江苏省）值得借鉴。 建议：对示范家庭农场的农业收入比重、家庭成员参与农场经营人数、雇工比例等有一个明确的量的要求,并规定经营规模的上限;适当提高示范家庭农场认定的门槛条件,例如,农场主的年龄要在5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在中专和高中以上,近三年至少使用一项以上新技术等;大幅度提高省级示范家庭农场认定标准,与市级标准明显拉开档次;增加生态绩效方面的要求,例如,把化肥农药使用强度、有机肥利用率等纳入示范家庭农场的认定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