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不对称条件下经济组织监管方式的分析:对我国公立医院改革模式的讨论

随着我国由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过渡,仍然会有一定数量的国有医院要由国家直接控制经营。并需要相应的治理结构来规范其运行。本文的结果表明,在经济学理论上,公立医院的经营目的决定了产权改革既不是提高其经营绩效的充分条件,也不是必要条件。我们的理论分析否定了“产权优先”的改革观点,而为进一步完善公立医院治理结构的改革步骤提供了理论支持,并给出一定改革措施建议。另外,本文在理论上首次提出了非对称信息企业内部的“信息悖论”问题。这个广泛的结论不仅对于医院的改革是成立的,对于其他具有相同信息特征的企业都有理论意义。     

股票流动性对股权质押的影响研究——理论解释与经验证据

出售还是出质,是股东在面临融资需求时可选择的两种融资方式。本文推演股票流动性影响股权质押水平的理论逻辑,并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股票流动性正向影响股权质押比例,且主要通过直接渠道起作用;股票流动性对股权质押供给面的正向影响（便于质押）超过了对需求面的负向影响（便于出售）;股权集中度高、非国有企业和道德风险水平高的样本组中的正向影响更强;股价高估和股价信息含量均非替代性解释。     

投资收益不确定、投资期限与资产配置的动态调整策略

结合退休计划问题,本文在考虑了投资收益的不确定性后,在概率约束的框架下重新考察了不同投资期限下的最优资产配置问题,将传统的退休目标表示方法如"70@65"拓展为"70%的70@65",得出了不同投资期限下的最优资产配置策略。我们的研究表明,投资者越年轻则应持有更多的风险资产,并且,我们给出了随着年龄的增长,对资产配置进行的动态调整的可操作的具体路径,在理论上和实践上,特别是退休计划上具有一定的意义和运用价值。     

上市公司横向并购及其实证研究

本文通过因子分析法对我国上市公司的横向并购进行实证研究,结论表明横向并购没有给公司的财务状况带来改善。     

产业生态视角下的新能源汽车企业商业模式的构建

从产业生态系统视角研究新能源汽车企业商业模式创新演化过程。以长安汽车为例,研究新能源汽车企业商业模式创新特点、驱动因素和演变过程,利用扎根理论编码演绎新能源汽车企业商业模式创新模型。长安汽车创新生态系统由核心企业系统、政府环境系统、合作开发系统、智能创新系统、智慧营销系统这5 个部分构成。根据价值创造、价值网络、价值实现这3 个阶段的分析,提出新能源汽车企业商业模式创新的“愿望Desire”模型,即设界（Defi ne）- 开拓（Extension）- 强化（Strengthen） - 迭代（Iteration） - 重构（Restructure）- 觅新（Explore）模型,通过该模型刻画新能源汽车企业商业模式的演变机制。研究结论为新能源汽车企业的商业模式创新提供了可借鉴的案例。     

跨国公司跨境环境管理战略模式及其影响因素

跨国公司国际生产的延伸带来了对生产过程中的环境问题,引起了对跨国公司环境管理战略的关注.本文介绍的跨境环境管理的模式,其集中程度是由分散化逐渐向高度一体化提升的一个连续的集合.影响跨国公司各环境管理战略一体化程度因素包括产业因素、公司内部因素、正式规制因素以及市场因素.     

IASB/FASB概念框架联合项目中的资产概念研究述评

IASB/FASB概念框架联合项目认为,双方现存的资产定义存在"可能的"、"预期的"和"控制"指代不明,以及过分强调"未来经济利益"与"过去交易或事项"等方面的缺陷,提出了新的资产定义。这个新定义强调资产是主体具有排他权利的现时经济资源,摒弃了传统的资产成本观、未来经济利益观和权利观,发展和完善了IASB的资产经济资源观,为建立逻辑一致的概念框架奠定了基础,是对资产本质的科学认识,并与经济学的资产概念保持了一致,是一个值得期待的定义。     

以REITs推动中国房地产业理性发展的研究

引入房地产投资信托基金（REITs）是中国资本市场与房地产业发展的内在需求,且REITs也符合未来我国房地产金融的总体发展方向。现阶段在中国发展REITs面临的风险主要有政策风险、房地产行业风险、管理风险、外汇管制风险、市场炒作风险以及道德风险等。应正确认识这些风险,并通过建立完善的法律体系以及严格的信息披露制度、管理风险防范制度和外部监管制度,培育机构投资者,拓宽资金来源,建设适合REITs发展的成熟稳定的市场等来规避风险。     

The impact of H-share derivatives on the underlying equity market

We conjecture that an introduction of the Hong Kong Hang Seng Chinese Enterprise Stock Index (H-share Index) futures induces additional speculating activities in the underlying equities, leading to an increase in volatility and volume of the underlying stocks. Whereas, a subsequent introduction of H-share index options increases the level of informed trading and opens up opportunities for speculative and arbitrage activities using futures directly against options. These futures and options trading activities are much cheaper and more efficient than using the underlying stocks, leading to a significant decline in spot market volatility and volume. Our results are consistent with these arguments. We also find that derivative trading does not change the liquidity of H-share constituent stocks. Further tests based on the difference-in-difference approach confirm that the above findings are robust.

财政教育支出对中国家庭多维贫困代际传递的影响研究

如何有效阻断多维贫困的代际传递已经成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以后的重要议题.经典的代际传递理论认为,教育可以通过促进贫困家庭子代的人力资本积累,从而提高代际流动性以及阻断贫困代际传递.本文利用1991-2015年"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CHNS)微观数据,构建多层模型考察了财政教育支出对我国家庭多维贫困代际传递的影响和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财政教育支出可以弱化家庭多维贫困代际传递的相关性,其中义务教育阶段财政教育支出的减贫效果显著;财政教育支出对低学历家庭子代的减贫效应比高学历家庭更为显著,对农村家庭子代的减贫效应比城镇家庭更为显著.因此,当前通过教育扶贫缓解我国家庭的多维贫困仍有一定的政策空间,政策的重点是完善财政教育发展策略,激发贫困人口的内生动力,形成脱贫致富的可行性能力,打破贫困的代际传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