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企业海外并购的特点及成因分析

进入21世纪后,我国企业掀起了海外并购的浪潮,在这次并购浪潮中表现出并购总额持续上升、单宗交易额不断增大、并购行业向多方面扩展、并购主体多元化等新的特点。这次并购浪潮形成的原因主要有：我国经济实力的增长、我国企业对战略性资源的渴求、人民币的持续升值、外汇储备的快速增长、国家政策的转变、全球产业结构的调整等。     

中国文化产业省区分布特征及其演变趋势研究

文化产业已成为目前各地经济发展的重点。研究文化产业的省区分布,有利于从时空角度发现、解释文化产业的分布规律,对引导产业发展有着重要意义。文章运用定量测度方法,从时空角度描述了中国文化产业省区分布特征及其演变趋势。结果表明,我国文化产业整体集聚程度一直相当高,但未来在空间布局上开始呈现分散的发展趋势,且存在明显的行业间差异。对人才、知识、技术要求较高的创新性行业空间集聚水平高,越来越向沿海省区集中;而主要服务于本地居民的行业,空间集聚水平较低,呈分散布局趋势。最后,文章提出中国文化产业发展应该因"业"制宜的对策建议。     

生产分割、周期协同与主要贸易伙伴的关联:1995～2008年

利用中国与17个主要贸易伙伴国1995～2008年的投入产出表和分行业双边进出口贸易数据,测算不同时期的双边生产分割程度。然后基于动态面板数据模型,综合分析了影响国际经济周期协同的决定性因素。研究发现,贸易在影响中国与主要贸易伙伴国的国际经济周期协同中存在两种不同方向的作用机制:以双边生产分割程度度量的互补品贸易对经济周期协同存在正向影响,而以双边贸易强度指标度量的替代品贸易对经济周期协同存在负向影响。同时研究还表明,双边金融整合程度对国际经济周期协同有正向影响,而产业结构相似性对国际经济周期协同的影响并不显著。     

论文化旅游城市综合吸引力的提升——太原模式研究

对文化旅游城市的开发建设应使之兼具观光型传统旅游目的地和体验型现代旅游目的地的特征,文章以太原为研究对象,探讨提升文化旅游城市综合吸引力的路径和模式。在盘点太原的历史文化资源和自然资源,分析其旅游市场客源的基础上,进行旅游区域形象设计,继而通过地区营销组合,将丰厚的历史文化资源与现代的文化创造有机整合包装起来。使历史文化资源转化成现实的文化生产力,必将能极大地带动城市经济的进一步发展。     

论中小股东权益之法律保护

中小投资者是证券市场发展的根本。但由于大股东在公司中的地位,使得中小股东权益一直没有得到充分的尊重和保护。文章从中小股东权益保护必要性分析入手,立足我国中小股东权益保护的现状分析,着重论述完善中小股东权益保护机制的建议和意见。     

试论宜昌旅游业和农业的互动与整合

旅游业是一个具有高度综合性和关联性的复合型产业，能带动第三产业和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宜昌市位于长江三峡地区，旅游业和城市建设发展迅速，目前正在朝着创建“世界水电旅游名城”的宏伟目标大踏步迈进。要想实现宜昌建设成为“世界水电旅游名城”的宏伟蓝图，就必须持“大旅游”的观念，积极进行旅游业与相关产业的互动与整合。通过一、三产业的有机结合，建立起两大产业间的以农业促进旅游、     

土地供应方式转变对房价的影响

中国城市土地供应方式经历了由无偿划拨到有偿出让,从协议出让到招拍挂出让的转变历程,当前招拍挂已经成为经营性用地的唯一出让方式。在地方政府"土地财政"的利益驱动下,土地单一垄断供应体制下的"招拍挂"土地出让方式已经成为影响房价上涨的重要因素之一。要遏制房价过快上涨的势头,应从根源上切断地方政府在房地产市场中的利益链条。     

中国商品房价格长期上行的政策性因素分析

本文从政策学的角度,采用实证分析的方法,剖析了1998～2008年中国商品房价格以及相关变量之间的联动走势和政策性成因。文中提出,商品房价格后期的持续走高背离了市场的真实价值,其政策性原因是对土地总量的行政化控制、以及金融稀缺资源向购房市场的倾斜。本文认为,通过实行土地供应量与房价指数联动机制、以及灵活运用货币政策等组合手段,未来中国商品房价格可能呈现高位窄幅震荡、缓慢上升的趋势。     

我国稀土定价权的缺失与对策建议

稀土是现代工业的重要基础原料,我国是世界最大的稀土储藏国,同时也是最大的稀土生产国和出口国,但在稀土价格上的决定权却很小。供大于求、产业集中度过低等是我国稀土定价权缺失的重要原因,造成大量国际贸易利益的损失。近年来,我国采取了许多稀土产业政策,取得了一定的效果。在此基础上,文章对稀土定价权的夺回提出了适度调整出口调控的手段、积极推进稀土产业的整合、不断延伸稀土产业链、大幅度提高稀土生产成本等建议。     

董事的网络关系与公司治理研究述评

董事的个体行为镶嵌在所处的社会网络中,并对其治理行为有效性产生影响,但传统的公司治理研究忽视了网络关系的作用。近几年公司财务和治理领域的国外学者逐渐从社会网络视角对其进行研究。本文则从董事的网络关系定义、董事网络及其公司治理行为和董事-管理层的私人连带关系与公司治理等领域进行综述。研究发现董事倾向于通过现有和以往的职业和教育背景、职位兼任等建立网络关系;董事网络从管理层监督和政策建议制定两个方面对公司治理有效性产生影响,但证据并不统一;董事-管理层的私人连带关系则降低了董事会独立性,成为实现管理层机会主义行为的手段,更多地带来了负面作用。我们认为,现有研究中董事网络关系的定义边界模糊,衡量其网络位置的分析方法较为随意,且并未区分不同类型董事的网络作用差别。基于此本文指出了在"关系型社会"主导下的中国资本市场董事网络关系与公司治理潜在的研究方向,对国内尚未深入的"社会网络和公司治理"研究具有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