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流通背景下恶意并购的新特征及其影响

本文介绍了恶意并购的动因,分析了恶意并购在我国的发展前景,总结了恶意并购所表现出的新特征,并在此基础上论述了恶意并购对我国上市公司及监管机构所产生的影响.     

工程造价司法鉴定专家证人制度浅析

随着科技、经济的不断发展,诉讼案件越来越多样化、复杂化,经常涉及一些专业的问题,给法官的审判带来种种困难.尤其是建设工程案件,工程造价的鉴定尤为复杂,鉴定机构和鉴定人员的专业水平参差不齐,这让法官审判更是难上加难.最高人民法院于2019年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进行了修正,对专家证人做了明确的规定与...     

增值税降率对企业绩效与投资行为的影响研究——兼论增值税降率微观传导过程中的企业异质性问题

流转税的"税负转嫁"特征和现实企业的"议价能力"使理论上完全价外中性的增值税变为现实中的价内非中性,导致增值税降率微观传导机制"黑箱"。文章利用2015-2019年分行业上市公司的财务数据,采用双重差分模型实证检验了2018年增值税降率政策对企业投资行为、研发行为和制度性交易成本产生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现实中的增值税是价内非中性而非理论上的完全价外中性;降率的"抵扣冲减效应"对固定资产投资的直接负向作用显著,而降率的"收入效应"对固定资产投资的间接正向作用却不显著,最终降率政策"抵扣冲减效应"大于"收入效应"减少了固定资产投资;降率显著促进了"强势企业"的研发行为,对"弱势企业"无显著促进作用;降率节约了管理性交易成本的同时却导致政治性交易成本增加。妥善处理好增值税降率微观传导过程中的企业异质性问题,尤其是保护好降率过程中可能受损的中小企业是落实好普惠性减税的关键。     

改革开放以来金融风险的本质特征及防控启示——兼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防控金融风险探索与实践

改革开放以来,立足于"新兴+转轨"的基本经济特征,中国的金融风险既表现出转轨经济条件下特有的风险特征,又表现出新兴市场经济的典型风险特征。中国防范化解金融风险始终与自身经济增长、金融发展之间进行统筹兼顾,先后经历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培育探索、快速成长、加速开放以及高质量发展四个阶段。历史地看,各个阶段的防控实践留下重要启示：（1）坚守底线、理性务实的风险思维是防控金融风险的重要法宝;（2）维护中央金融集权主导与地方适当分权的辩证统一;（3）尊重实体经济以及金融业的客观发展规律,严防脱实向虚;（4）金融监管体系须在平衡金融创新与金融风险之间与时俱进;（5）坚持中国共产党的全面领导,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时代化,是实现上述四点的根本政治保障。     

基于国防工业市场形成有效竞争的政策思考

竞争是市场经济得以维持和运转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是改进商品生产最有效的激励机制,没有竞争就没有市场经济。国防工业作为国家的战略产业,引入竞争已成为大势所趋。正是基于国防工业引入竞争的需要及我国国防工业市场的现状,本文研究了政府促成国防工业推行有效竞争应采取的政策     

企业并购的博弈分析

企业并购是市场经济体制下的一种产权交易活动,是参与并购的局中人之间博弈的过程。文章分析了中国企业参与并购的深层次动因,建立了相应的企业并购博弈模型,对此进行分析并提出一些建议和对策。     

探索价值管理在设计招标阶段的应用

根据价值管理的基本原理,分析招投标在设计阶段应用的优越性及现存的问题,并运用业主价值体系对其问题加以解决。     

上市传媒公司经营绩效及资本运营实证分析

在激烈的传媒竞争环境下,资本运营受到传媒企业的重视。根据对部分中国传媒上市公司经营绩效实证考察,提出中国传媒企业资本运营应在以下三方面深化认识:市场机制的充分遵循、规模扩张与融合、提高资本效益与产业结构调整。     

基于模糊偏序关系的消费者偏好测评

了解消费者偏好是企业营销活动的基础性工作。本文首先利用模糊偏序关系的排序方法,解决消费者偏好的心理测度的模糊性问题,论证了用模糊偏序关系对心理测度进行评价是一种较好的方法;然后利用决策理论中的condorect函数把个人偏好合成群体偏好;最后用实例验证了该方法对消费者偏好进行评价的可行性。     

跨境资本流动宏观审慎管理与资本管制的比较研究

充分发挥跨境资本流动宏观审慎管理和资本管制这两种工具的比较优势,对于维护我国金融稳定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跨境资本流动宏观审慎管理通过改变境内借款者向境外贷款所面临的实际利率,提高境内借款人的融资成本,遏制其过度借贷,具有防范化解的特征,适合常规使用;资本管制通过阻断境内居民与非居民间的金融交易,隔离国内和国际金融市场,具有强制性特征,可作为最后手段。这两种政策工具都有一定的负面影响,也可能降低繁荣时期的经济增长速度。在新的国内外形势下,我国应进一步完善跨境资本流动预警监测体系,优化管理框架和法律制度,丰富政策工具箱,强化货币政策和跨境资本流动管理政策的双支柱调控框架,加强政策工具之间的协调与配合,强化信息披露和预期引导,加强与主体经济体的政策协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