居民收入增长的体制困境与经济分权改革

政府纵向分权体制中的经济增长激励与同级政府体系中的横向财政分权过渡,是导致我国居民收入比重过低的体制性因素。在政府的要素支配权过大、经济职能过多的背景下,中央政府难以消除地方政府产业偏好对劳动报酬份额的不利影响,提高居民收入比重的政策实施空间受到限制。长期来看,要从根本上破解居民收入增长的体制困境,必须深化政府向市场的经济分权改革,使政府职能回归应有的"公共"属性。     

目前我国小城镇开发资金平衡问题研究

我国经济总体较快发展,城市化进入快速发展期,城镇开发资金需求量巨大,但我国宏观经济政策具有一定的不确定波动性。本文对影响城镇开发资金平衡的各种因素进行分析和思考,并为实现城镇开发的资金平衡提出若干建议。     

THE EFFECTS OF NEWS WHEN LIQUIDITY MATTERS

We analyze the impact of news (information shocks) in economies where liquidity matters, including those with endogenous credit limits, and those with assets serving as collateral or media of exchange. Although we also consider news about productivity and credit conditions, a leading case concerns monetary policy announcements. Real or monetary news has big effects on markets, potentially causing cyclic or boom–bust responses, even though we focus on the unique transition consistent with stationarity after shocks. In particular, policy announcements may induce instead of reduce volatility. We also discuss the implications for the inflation puzzle, forward-guidance puzzle, and other apparent anomalies.     

大规模“农转非”的福利经济学分析——以重庆为案例

城市化进程是否纯粹表现为"农转非"的过程或者结果,各方评价不一。该文通过福利经济学的解释,从福利经济学的前提假设、我国社会心理、基层政府行为等多方面阐释"农转非"的经济福利走向和不确定性,提出有针对性的建议,并对福利经济学在中国的机遇与挑战进行简要探讨,使其为我所用。     

集权式股权结构会影响信息技术企业创新吗——非执行董事的中介效应

中国企业普遍具有高股权集中度。基于双重委托代理理论,以Osiris和CSMAR数据库中国信息技术类全球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不同集权式股权结构对企业创新的差异化影响,以及非执行董事在二者关系中的作用机制。结果显示,绝对集权式股权结构更易形成控股股东的“支持效应”和大股东间“同舟共济”,体现为保守的创新投入和较高的创新产出;相对集权式股权结构更易形成控股股东的“掏空效应”和大股东间“同床异梦”,体现为较高的创新投入和较低的产出。基于中介效应机制的研究表明,非执行董事对创新投入的决策效应不显著,但对创新产出的“监督效应”显著,且非执行董事具有显著中介效应。进一步分析表明,两职分离能够抑制相对集权式企业控股股东的“掏空”行为;家族企业在相对集权式股权结构下的“掏空效应”和“同床异梦”更明显。     

公共服务、城市规模与人才区位——基于新空间经济学理论的分析

将城市规模引入新空间经济学理论模型,探讨公共服务、城市规模对人才区位的影响机制,并且利用2011-2017年CMDS微观数据匹配244个城市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结果显示：①城市规模对公共服务影响人才区位具有非线性门槛效应,只有当城市规模满足一定门槛条件时,增加公共服务供给才能显著吸引人才流入;②全国层面的实证分析有效验证了理论预期;③分区域看,东部与中西部地区门槛条件具有异质性,东部地区人才流动呈现竞争效应,中西部地区呈现集聚效应;④分城市等级看,大城市与中小城市门槛条件差异明显,满足门槛条件时,加大中小城市公共服务供给,吸引人才效果会更显著。最后提出基于城市规模和区域异质性的公共服务供给对策。     

长江三角洲文化市场一体化水平研究

文化产业的发展既是大力转变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方式的要求,又是产业结构升级的需要。但体制转轨和历史遗留等原因造成长江三角洲文化市场一体化水平程度不高,而且这些市场分割因素将会严重阻碍长江三角洲文化产业的进一步快速发展。该文从文化产业经济学视角,采取层次分析法(AHP),通过准则层、领域层、指标层三个层次指标的划分来确定指标体系的结构,并结合德尔菲法请有关专家确定各项指标的权重,构建长江三角洲文化市场一体化综合评价体系对长江三角洲文化市场一体化进程和水平进行研究,并提出若干政策建议。     

人工智能推动了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吗——基于中国工业机器人数据的实证检验

在人工智能成为新科技革命的核心驱动力的背景下,智能化生产作为制造业创新的重要方式,为地区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提供了契机.本研究基于2006-2018年省级面板数据考察人工智能发展对中国产业结构转型的影响.研究发现,人工智能发展对产业结构高级化水平和合理化水平具有促进效应;产业结构升级效应在区域层面体现在中部和东部地区,在时间维度上体现在德国"工业4.0"概念提出后,而在产业领域上体现在高技术制造业、装备制造业、生产性服务业、高端服务业等产业;机制检验发现,人工智能可以提升整体经济生产率并且创造新兴产业就业岗位,从而促进产业结构转型升级.     

地方品质对异质性劳动力流动的影响——基于中国CMDS微观调查数据的分析

针对传统研究揭示的异质性劳动力选择分类效应在中国"失灵"的现象,本文立足人民对美好生活向往的需求,提出决定异质性劳动力区位的地方品质效应.首先,通过引入不可贸易服务品数量、质量及其可及性、城市生产率水平、城市规模经济等构建了空间一般均衡模型,分析了影响异质性劳动力区位选择的逻辑机制,解释了异质性劳动力区位选择空间格局趋同的特征事实.其次,利用2011-2017年CMDS微观数据匹配分析发现,全国、区域以及不同城市规模层面的实证结果均检验了理论预期;最后,借助门槛模型分析了地方品质的非线性耦合,揭示了地方品质对异质性劳动力的异质作用.尽管劳动力个体具有异质性,劳动力个体都具有地方品质偏好,改善地方品质、按技按需优化劳动力区位不仅是实现劳动力资源空间最优配置的需要,也是适应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转化的内在要求.     

"省直管县"改革促进了县域经济包容性增长吗?

"省直管县"改革是中国推动政府层级改革,经济管理权力下放的积极尝试,是基层政府扩权改革的重要措施.深化"省直管县"体制改革,进一步理顺市县关系,有利于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和经济包容性增长.文章采用2005-2018年中国县域数据,基于渐进型双重差分法实证检验"省直管县"改革对县城经济包容性发展的影响作用.结果 表明:(1)"省直管县"改革显著促进了县域经济包容性增长.(2)"省直管县"改革的促进作用主要集中于东部和中部地区、弱市下辖县、非省会城市管辖县和强县,且相较于经济"省直管县"改革,财政"省直管县"改革是推动经济包容性增长的主要因素.(3)"省直管县"改革的促进作用具有空间溢出效应,主要体现在地级市邻近及其内部的县域.(4)"省直管县"改革的促进效应受到财政支出责任和激励性政策的影响,在改革制度中财政支出责任的明确和激励性奖惩政策的设定有助于强化"省直管县"改革的促进作用.(5)机制检验发现,"省直管县"改革通过强化基层财政保障、提升公共偏向水平和促进产业结构升级等渠道推动县域经济包容性增长.文章的研究为深化"省直管县"改革,完善现代化经济体制和实现经济包容性增长提供了经验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