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省耕地面积变化与粮食生产的相关性研究  ———基于1980～2010年的数据分析

我国的粮食生产与粮食安全问题一直是农业经济学界普遍关注的学术问题,结合耕地面积变化展开的研究也颇为多见,从全国到各省的分析皆有,但一般集中在粮食主产区省份.陕西省虽不是我国粮食主产区,但其耕地面积不小,因此对其耕地面积变化与粮食生产的相关性研究也有较强的现实意义.该文总结了陕西省耕地面积概况和粮食生产概况,以1980～2010年的数据为基础,选取了总量、年变化率等指标,分析了陕西省耕地面积与粮食产量的相关性问题.研究结果表明:认为近年来陕西省耕地面积、粮食总产量和人均粮食产量均呈现缓慢增加态势;虽然粮食单位面积产量、耕地面积变化对粮食总产的约束作用逐渐弱化,但粮食单位面积产量与粮食总产量的相关系数仍为高度相关.提出陕西省应该在未来一段时期内保持耕地面积的相对稳定,提高粮食单位面积产量.     

政府监管与蔬菜质量安全研究

蔬菜质量安全问题,已成为我国政府和民众关注的焦点,成为影响我国蔬菜国际竞争力、持续增加我国农民收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因素.该文在分析我国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现状的基础上,重点分析了我国蔬菜质量安全存在的主要问题,并从政府机关、生产供应层面、创业协会提出了相应的对策.     

集体建设用地土地级别评定探讨  ———以新野县为例

该文从集体建设用地定级特点出发,分析了定级中存在的双重差异和定级单元划分中存在的问 题,构建了宏观趋势指标与微观差异指标共存的指标体系,分析了采用差异单元格的优点,并以新野县为 例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采用宏观趋势指标与微观差异指标共存的指标体系和差异单元格进行集体 建设用地级别评定,其结果符合研究区域实际,具有较强的操作性。研究结论:宏观趋势指标与微观差异 指标共存的指标体系和差异单元格可用于集体建设用地土地级别评定。     

中国特色农产品优势区建设现状、问题与对策

[目的]总结梳理当前我国特色农产品优势区建设现状特征,剖析存在问题并提出下一步工作对策建议,对我国特色农业区域布局和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具有重要现实意义和理论价值。[方法]文章在对我国部分特优区进行实地调研的基础上,运用空间统计和叠置分析等方法,揭示特优区空间分布格局特征,阐明特优区建设中需要注意的几大关系。[结果]（1）当前第一阶段特优区认定工作已基本完成,特优区在省级地区形成全覆盖格局,但地区间还有差异,表现出整体分散、局部集聚的分布特征。（2）特优区建设过程中存在流通体系不健全、绿色发展水平较低、地区间同质竞争等问题。[结论]下一阶段特优区建设中,应从流通体系建设、完善监测评价管理体系、培育和引进高端人才、明晰绿色技术采用行为形成机理等方面着手,夯实特色农产品发展基础,促进特色农产品优势区健康可持续发展。     

中国畜牧业高质量发展水平的空间差异与动态演进

目的 推动畜牧业高质量发展是稳秩序、保民生的现实需要,科学设计评价体系和开展测度分析是实现畜牧业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方法 文章依据畜牧业高质量发展内涵特征,构建涵盖绿色循环发展、供给提质增效、经营管理优化3个维度的中国畜牧业高质量发展水平评价体系,对2010—2019年全国及31省（市、自治区,不含港澳台）畜牧业高质量发展水平进行测度分析。结果 （1）2010—2019年全国畜牧业高质量发展水平提升19.20%,时间上具有向好发展态势,空间上呈现自西向东发展水平依次提高的格局;（2）全国发展水平具有空间非均衡性特征,总体发展差距持续扩大、东部地区内差距扩大态势明显、东部与西部两地区间差距最大,地区内差距是畜牧业高质量发展水平地区差距的主要来源;（3）全国畜牧业高质量发展单极化趋向逐步凸显,从长期看三大区域均存在发展差距扩大的倾向,但呈现中东部趋向多极化、西部趋向单极化的变化态势。结论 发展畜牧业应当坚持生产规模与资源环境相匹配,因地制宜构建适应高质量发展方向的生态生产型体系,积极发挥好东、中、西部地区在技术、资金、资源等生产要素方面的优势,探索种养结合、草牧一体的现代畜牧业。     

小农户参与现代农业行为的影响因素——基于甘肃348户农户调查分析

目的 实现小农户与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是我国农业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内容。方法 文章基于解构计划行为理论,利用甘肃省348户农户调查数据,采用多群组结构方程模型分析小农户参与现代农业行为的影响因素。结果 （1）小农户参与现代农业行为意愿模型中,农户家庭禀赋是最主要的影响因素,行为态度、感知行为控制次之,交易费用和主观规范的影响力最小。（2）小农户参与现代农业的意愿显著正向影响参与行为。（3）感知绩效对小农户行为态度的影响强于感知风险;小农户对同伴的信任度明显高于对上级政府和村集体的信任度;缔约条件对小农户参与意愿的影响更有效,农户较为重视进入门槛高低;劳动力数量、农户受教育水平以及对收购产品中介的熟悉程度对小农户行为意愿均具有重要影响。（4）多群组分析得出不同类型小农户参与现代农业意愿与行为的影响因素存在显著差异;家庭禀赋对自给型、兼业型和退出型农户的参与意愿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对发展型农户参与意愿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行为态度、主观规范、感知行为控制等变量对不同类型小农户参与意愿与行为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且这些变量在不同类型农户参与现代农业意愿与行为路径中具有调节效应。结论 要加强现代农业宣传力度,改善农户行为态度;积极营造社会氛围,发挥周围人群的示范效应;提供技术、资金以及市场信息支持,增强农户对现代农业的掌控力;大力培育和发展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为小农户融入现代农业设计差异化的政策支持体系。     

粮食主产区土地生态与粮食安全耦合协调性分析

目的 分析粮食主产区土地生态安全和粮食安全耦合协调状况及时空演变,为提升粮食主产区土地生态与粮食安全协调发展水平及农业绿色发展提供决策参考。方法 文章以粮食主产区为研究对象,基于土地生态与粮食安全相关数据,构建土地生态安全与粮食安全的评价体系,采用熵权法、耦合协调模型和相对发展度模型定量分析了二者的综合评价值、耦合协调水平及耦合协调发展类型。结果 （1）2009—2018年粮食主产区土地生态安全与粮食安全耦合协调度从0.369增至0.433,呈“缓慢上升”态势,协调类型由轻度失调跃升至濒临失调,空间布局呈现“北高南低”的分布特征。（2）各省区耦合协调发展类型分为3类：低度磨合土地生态滞后、高度磨合同步发展及低度磨和粮食安全滞后。结论 针对土地生态与粮食安全的耦合协调发展类型采取差异化措施,实现粮食安全与土地生态安全协同发展。     

农户气象感知对购买天气指数保险意愿的影响——以山西岢岚和江苏南通430食用豆户为例

目的 综合已有研究发现,学者忽略了农户的气象认知对其天气指数保险购买意愿的影响。方法 文章基于山西省岢岚和江苏省南通市430食用豆种植户的实地问卷调查数据,运用Probit模型分析食用豆种植户对气象（如平均气温、平均降雨、干旱、霜冻等的发生次数及严重程度）的感知对其购买天气指数保险意愿的影响。结果 （1）食用豆种植户的气象感知显著地影响其购买天气指数保险的意愿。此外,食用豆种植户的村干部经历和兼业户身份对其购买天气指数保险产生正向且显著的影响;（2）而家庭人口数以及是否有专门的食用豆贮藏场所等对食用豆种植户购买天气指数保险产生负向且显著的影响。结论 因此,在食用豆种植户中推广天气指数保险应关注到其气候的感知,可以通过多种方式（例如公益宣传片、教育培训等,线上线下、网络电视手机、书籍宣传册等）宣传气候变化对食用豆种植的危害,强化食用豆种植户的风险管理意识,进而提高其购买天气指数保险的意愿。     

乡村生态振兴成效评价指标体系构建研究基于江苏省、浙江省、安徽省的对比

[目的]乡村生态振兴是乡村振兴的重要方面,构建乡村生态振兴成效评价体系有利于衡量乡村生态振兴程度,甄别制约因素,并为乡村生态尽快振兴指明方向。[方法]文章以江苏、浙江、安徽3省为研究对象,基于PSR (压力—状态—响应)模型,构建了包含三大子系统、24项指标的乡村生态振兴成效评价体系。采用熵权法确定具体指标权重以及各子系统权重,并采用熵权TOPSIS法对3省的乡村生态振兴成效分层面和整体进行评价比较和等级判定。[结果](1)乡村生态环境状态系统对评价乡村生态振兴成效的重要程度最高,压力系统次之,响应系统最末。畜禽养殖、地下水资源量、当年造林面积分别对三大系统评价有较大影响。(2)在考察期内,从各子系统看,浙江乡村生态环境状态达到良好水平,在压力和响应层面的表现达到中等水平;江苏在压力、状态、响应系统方面的成效都为中等水平;安徽在压力、响应系统方面表现达到中等水平,但在状态系统方面表现较差。(3)总体上,浙江乡村生态振兴成效达到优秀水平,江苏为中等水平,安徽为较差水平。[结论] 3省在各层面各有优劣,主要差距集中在状态系统层面,但总体上江苏与安徽在乡村生态振兴方面仍有较大的进步空间。构建的乡村生态振兴评价指标体系具有一定的科学性和可行性。各省应从自身薄弱环节出发,加强资源保护、污染治理、基础设施建设,以推进乡村生态振兴。     

小农生产与社会化服务体系的融合研究以滇黔桂78个民族乡镇为例

[目的]为全面研究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中存在的市场失利、组织失能、科技失效和保障失助问题,通过调研获得1988—2017年滇黔桂地区78个民族乡镇的相关数据,分析探讨小农生产与社会化服务体系融合过程中存在的困境和问题,为促进二者间的深度融合寻求对策措施。[方法]文章运用LASSO压缩回归,对原指标体系的70个变量进行精简,得到解释力更优的选模型;采用因子分析建模计算四大要素嵌入的得分;构建VAR模型以探究四大要素间的联动关系。[结果]实证分析表明,滇黔桂地区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中的四大要素嵌入间存有融合不够、互动不足、协调不力等问题。从VAR (1)模型来看,滞后一期的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的四大要素均能在当期有效提升某一要素的水平,因此,四大要素必须同步协调发展。从方差分解的贡献率来看,每一种要素对自身的贡献率最大,仍需依靠自身的内力推动四大要素间的协同发展。[结论]在实现现代要素与农户协作的"耦合"、组织效率与专业分工的"互促"、科研教育与政策需求的"协同"和行政引导与市场自觉的"内化"后,能有效促进系统的"嵌入式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