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文化差异的角度看英汉习语的翻译

习语是语言的精华,它带有浓厚的民族色彩和鲜明的文化内涵,英汉习语作为两种不同的语言瑰宝,由于其独特的文化而表现出明显的差异。本文借助一些典型的例子,进行比较与分析,探讨了英语习语和汉语习语之间存在的差异。本文讨论了直译、意译、代换法等翻译方法。     

基于Atmega16L的LCD液晶显示电路设计

文章首先介绍了AVR单片机最小系统的设计,然后基于最小系统阐述了AVR单片机控制的液晶显示电路。     

人民币参考篮子货币的测定与实证分析

自2005年7月21日起,我国开始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那么,篮子货币的构成如何,已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焦点。文章借鉴东南亚发展中国家汇率制度的变迁经验,联系我国的实际情况,采用协整理论以及基于VAR的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方法,构造了一种参考货币篮子。建议以美元(USD)、日元(JPY)、欧元(EUR)、港元(HKD)、韩元(KRW)、台湾元(TWD)、英镑(GBP)和澳元(AUD)等8种货币为篮子货币。实证结果显示:篮子货币汇率均为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的Granger原因,它们与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之间存在长期的协整关系。人民币汇率转向参考一篮子货币汇率较单一钉住美元具有很好的弹性。文章还针对稳定贸易为目标的政策选择,计算了篮子货币的最优权重。最后,基于我国的实际汇率数据,构建了人民币参考一篮子汇率模型,分析了参考一篮子汇率制的制度优势。     

对《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几点思考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就依法治国提出许多新的思想观点,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高度阐述依法治国的重大意义,把习近平总书记的系列重要讲话精神首次作为依法治国的指导思想,从依据宪法法律治国理政和依据党内法规管党治党两方面阐明了党依法执政的新内涵,提出了"人民是依法治国的主体和力量源泉"的新论点,全面阐述了依法治国的重大任务。     

为了指标而竞争*——来自中国煤矿企业的证据#br#

中国矿难治理取得了不可忽视的成就,但总结其成功经验的研究尚显不足。本文认为安全生产的总量指标控制是一种降低中国煤矿企业矿难死亡人数的有效方式。笔者手工搜集了2002—2006年中国煤矿企业矿难死亡人数和省级安全生产控制考核数据,并与工业企业数据库进行匹配,发现单个煤矿事故死亡人数和同地区其他煤矿事故死亡人数之间显著负相关,说明企业间存在指标竞争现象。广义双重差分回归结果显示,在控制指标越少的省份,企业间指标竞争越激烈。异质性分析发现,在超标省份或者主管官员晋升的关键时期,指标竞争更加激烈。最后,单个煤矿企业死亡人数与异省邻市矿难死亡人数不相关,排除了矿难导致监管加强的“威慑效应”。本文的研究结果表明,煤矿安全生产总量指标控制对企业安全生产有显著作用。     

中国中部六省的碳排放趋势研究

采用王铮等人提出的中国碳排放预估模型,测算在经济平稳增长条件下,中部六省未来的能源碳排放趋势,考虑了6省未来水泥工业的碳排放,并采用CO2FIX模型计算各省森林碳汇量,从而得出各省的净碳排放量,为各省制定碳排放战略提供参考。结果显示：各省的能源碳排放量都呈现先增长后下降的倒U型特征,能源碳排放高峰出现的先后顺序分别是河南、湖南、山西、安徽、江西、湖北;6个省份水泥工业的碳排放都呈现不断增长的趋势,水泥工业产生的碳排放量最大的是河南,最小的是山西;累计森林碳汇量最大的是江西省,其次是湖南省,河南省最小;各省应在减少能源碳排放的同时,控制水泥工业产生的碳排放,积极增加森林碳汇,从多方入手减少碳排放。     

产品市场定位与消费者忠诚之间的关系——基于浙江产品市场势力调查问卷

以2011年浙江省商务厅向各地市县发放的浙江产品市场势力调查问卷为数据来源,以其中的119家浙江省内商业企业作为研究样本,对浙江产品的市场定位与消费者忠诚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产品市场定位与消费者的行为忠诚相关,提高产品的市场定位有利于消费者产生购买企业产品的偏好,进而促使消费者实现实际的、持续的购买行为;产品市场定位的提升尤其对产品客单价、产品销量和销售额的提升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因此,浙江企业应积极投入人力、物力,提高其产品的市场定位,以提升消费者忠诚,进而实现企业在市场中的议价能力及市场竞争力的提高。     

浅析监理公司向项目管理公司的转化

通过分析监理企业目前存在的一些问题,探讨监理公司向项目管理公司转化的可行性,并提出了工程监理企业向项目管理公司转化的对策.     

The efficiency of government promotion of inbound tourism: The case of Australia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effect of tax-funded promotion of inbound tourism on domestic welfare in an open economy setting with increasing returns in the tourism industry. As inbound tourism is a way of extending the market and getting more demand to realize the implication of increasing returns, promotion can help overcome the underproduction of tourism goods. However, taxation leads to a decline in domestic residents' consumption of tourism and non-tourism goods and reduces the competitiveness of the non-tourism industry in the host country. An important result obtained is that government promotion of inbound tourism will not improve welfare unless the degree of increasing returns in the tourism industry is high enough and the national income of the foreign country multiplied by the parameter of marketing effectiveness is larger than the national income of the home country. This finding is supported by a simulation with the case of Australia.     

论生物安全法之宽容原则

宽容的法律化不是一个简单的移植过程,而是在法律的层面上如何赋予宽容的法律含义,并且能够行之有效地指导立法和法律实践的借鉴和修正的过程。以传统主客体语境为特征的法理学,始终将自然、生态置放于权利客体的法律地位,从而难以在人类与自然以及生态安全保护方面取得突破性的进步与拓展。宽容原则在生物安全法中的确立,旨在彰显生物安全立法的安全价值,强调在尊重现代生物技术价值正当性的同时,将生物安全风险程度降到最低,在保障人类基本权益的同时,强调对自然资源、生态系统安全的尊重和保护,突出宽容原则在生物安全法中的人性化表达和生态化变迁,在合理的限度内确立生物安全法律规范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