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蒙山片区绿色减贫指数分析

[目的]通过分析2012年和2014年乌蒙山片区绿色减贫指数,评价该地区不同年份扶贫效果,这也为今后各项扶贫政策的实施提供理论参考。[方法]文章依据中国绿色减贫指数指标体系,从经济增长绿化度、资源利用与环境保护程度、社会发展能力和扶贫开发与减贫效果4个方面,以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单位地区生产总值能耗等27个因子作为评价指标,利用线性加权综合法分析2012年和2014年经济增长绿化度、资源利用与环境保护程度、社会发展能力和扶贫开发与减贫效果指标值,最终确定绿色减贫指数。同时,分析片区内各贫困县波动较大的第三产业增加值比重、单位耕地面积化肥施用量、城乡收入比和农村人均纯收入增长率等指标。[结果]2014年相比2012年,乌蒙山片区经济增长绿化度、资源利用与环境保护程度和扶贫开发与减贫效果指标值上升,社会发展能力指标值降低,绿色减贫指数提高了15.40%。各县第三产业比重均降低,但农村人均纯收入都有提高。四川省10个县单位耕地面积化肥施用量增加。四川省除叙永县和美姑县,贵州省除赤水市,片区内的各贫困县城乡收入比降低。[结论]2014年,乌蒙山区在落实国家扶贫规划上取得了较好的成效。但各县之间差距较大,在今后的扶贫攻坚中,需要从不同地区的实际情况出发,了解贫困类型和贫困程度,考察当地资源储备和环境现状,统筹区域发展。     

基于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的农户宅基地流转意愿研究

[目的]宅基地流转是城乡建设用地优化配置和农民财产性收入增加的重要途径,对解决我国当前土地资源利用的供需矛盾,推动高效用地具有重要意义。文章从家庭生计资产量化入手,探讨不同资产配置类型农户宅基地流转的影响因素,旨在进一步推进宅基地流转进程。[方法]通过农户生计量化法和Logistic回归模型进行实证分析。[结果](1)农户整体宅基地的流转意愿较高,达到69.84%,但资产缺乏型农户的流转意愿非常低,仅有37.93%;(2)非农迁移意愿、宅基地功能和家庭生计资产总值对宅基地流转具有显著影响,年龄、专业技能、住房的满意度、宅基地面积、非农收入比例、非农就业状况6个因素对不同类型农户的影响出现差异。[结论]该文提出建立贫困农户的技能培训机制,制定多样化的宅基地流转制度,从而保证不同类型农户在宅基地流转后,整体福利水平不下降。     

基于遥感蒸散数据的农田灌溉水平评价和设施建设分区研究

[目的]利用遥感蒸散数据快速评价农田年度灌溉水平,及时获取基本农田建设成效,为农田灌溉设施分区建设提供参考。[方法]以黑龙江省海伦市为研究区,MOD16蒸散产品为数据源,计算有效灌溉量、灌溉需水量和作物缺水指数,分别对研究区2013年的旱地和水田灌溉水平进行评价,并将评价结果与农田水利设施作用分值图进行叠加分析,在此基础上进行基本农田灌溉设施建设分区。[结果]2013年海伦市耕地灌溉水平整体较高,区域间建设水平差别较大,可划分为4个级别。其中1级和2级灌溉水平的地块面积比例可达78.06%,地域分布上看,北部、西部、中部乡镇灌溉水平较高,东南部乡镇灌溉水平相对较低。叠加得出8种组合类型,分为设施修建型、设施提升型和设施维护型3种分区类型。[结论]研究为高标准农田建设提供了更详细的农田灌溉水平评价方法和更具差别化的农田灌溉设施建设策略。     

海南农村精准扶贫项目绩效评估实证研究

[目的]通过对海南农村精准扶贫项目的绩效进行评估,以期为我国其他地区精准扶贫项目的推进提供借鉴。[方法]确定海南农村精准扶贫项目绩效评估的4类因素14个指标,同时选取2005~2015年间14个指标的统计数据,运用因子分析法对各投入要素进行绩效评价。[结果]绩效评价14个指标中,各投入要素对项目产出和项目效果的贡献大小由大到小依次为扶贫资金利用率、扶贫资金到户率、资金项目报账率、项目招投标率,他们对项目产出:项目建设内容完成率、项目计划内容完成率贡献明显;对农村贫困人口减少率和农村恩格尔系数、农村失学率都有重要的影响;对其他指标的贡献低于平均水平。[结论]海南省农村精准扶贫项目对项目产出和项目经济效果和社会效果明显,主要表现在产出项目建设内容完成率、项目计划内容完成率、农村贫困人口减少率和农村恩格尔系数、农村失学率等方面。     

四川省农业区域经济差异对农业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

[目的]通过分析四川省农业区域经济差异,将四川省划分为西北高原区、西南山地区、四川盆地区等3个农业经济差异区域,并从土地资源、水资源、经济资源、社会资源等4个方面确定11个指标研究其对四川农业经济增长的影响。[方法]运用灰色关联分析法,选取2010~2014年3个不同区域内11个指标,分别分析其对农业经济发展的核心评价指标农业GDP的影响。[结果]3个区域内耕地面积、受灾面积、农业用水总量与农业GDP均中度相关,并且从关联度的结果看,耕地面积、受灾面积、农业用水总量的差异对农业GDP的影响差距不大;3个区域内农林牧副渔总产值、农业总产值、农业增加值均与农业GDP高度相关,且对各区农业GDP的影响的差异较小;3个区域内有效灌溉面积、农业机械总动力、农用化肥使用量、农业从业人员、农业固定资产投资对农业GDP的影响显著。[结论]四川农业区域经济差异对农业经济增长的影响显著。     

四川省农业地理集聚格局及演化机制研究

为分析四川省农作物的地理集聚特征,专业化格局,从农业地域系统视角构建分析框架探讨其演化机制。文章以12种农作物为研究对象,基于2000~2014年的四川省21个市州农作物播种面积数据,综合运用重心模型、基尼系数、区位熵进行研究。结果表明:(1)四川省12种农作物生产重心较为稳定,未出现较大范围的地理迁移。(2)四川省大部分农作物地理集聚水平整体较低,且在研究期内集聚过程缓慢。经济作物的区域专业化水平相对于粮食作物较好。烟叶、苹果地理集聚程度较大,已经形成相对明显的区域专业化生产。(3)农业地理集聚格局演变从最初受内部压力驱动形成自然集聚格局,逐步转向为受内外压力驱动的自然社会集聚格局。四川省主要农作物地理集聚处于试错和纠错过程中,尚未形成新一轮的农业生产区域化布局和分工。     

黔东南地区人居环境评价及优化策略研究

文章以黔东南地区为例主要针对城镇化水平下人居环境的发展模式及优化策略展开研究。首先建立了AHP模型,按照指标体系构建原则,构建了适合评价黔东南地区宜居性的科学合理的客观评价指标体系,以经济建设、居住环境、生态环境、公共服务等4个方面作为影响因子,用层次分析法得出综合权重以及各个指标所占的权重,根据得分分析影响黔东南地区宜居性的指标,其中影响黔东南地区宜居性的因素主要是经济建设和居住条件,其次是生态环境和公共服务,根据数据分析得出黔东南地区目前存在经济、社会、环境协调系数不高、城镇化水平偏低、自然资源丰富的现状。根据数据分析和从黔东南地区的实际情况提出强化城市基础设施;保护生态环境,合理利用资源;继承历史,构造文化底蕴;加强治安力度,提升宜居性等4种优化策略。     

我国畜禽养殖污染分区治理研究

随着我国畜禽养殖业的迅猛发展,畜禽养殖污染已经成为我国重要的污染源,威胁着我国的水环境和土壤环境等。文章利用我国各省畜禽养殖污染统计年鉴数据,依据各区的畜禽养殖污染总量压力、土地负荷压力和地表水负荷压力以及经济负荷压力等级对我国主要畜禽养殖污染区域特征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黄淮海地区为H-H-H-H型畜禽养殖污染区,是我国畜禽养殖污染压力最大的地区;青藏高原区为L-L-L-L型畜禽养殖污染区,是我国畜禽养殖污染压力最小的地区;东北区和东南区畜禽养殖污染压力也较大,分别为H-M-M-H型畜禽养殖污染区和H-H-L-M型畜禽养殖污染区;蒙新高原区和黄土高原区畜禽养殖污染压力中等,分别为H-M-M-H型畜禽养殖污染区和H-H-L-M型畜禽养殖污染区;西南山地区畜禽养殖污染压力中等偏低,为M-M-L-L型畜禽养殖污染区。基于上述研究,该文对各区畜禽养殖污染的分区环境治理提出了若干针对性建议。     

安徽省乡村人居环境评价及空间格局分析

目的 基于“三生”空间视角评价乡村人居环境建设水平并分析其空间格局特征,对制定差异化的乡村发展定位及实现乡村人居环境优化具有重要借鉴意义。方法 文章构建安徽省乡村人居环境评价指标体系,从生产空间、生活空间、生态空间三大维度系统评价安徽省乡村人居环境,并基于全局Moran''s I 指数分析其乡村人居环境的空间格局特征。结果 （1）建模评价发现,2018年安徽省乡村人居环境整体水平空间分布高值区主要集中在皖中、皖南地区,低值区主要集中在皖北地区。其中,乡村生产发展水平空间分布高值区主要集中在合肥、马鞍山、滁州,低值区主要集中在淮北、阜阳、亳州、六安、安庆;乡村生活保障水平空间分布高值区主要集中在“合芜马”皖江经济带,低值区主要集中在阜阳、六安;乡村生态环境水平的空间分布高值区主要集中在黄山、宣城及“合芜马”,低值区主要集中在六安、阜阳、宿州。（2）空间格局分析发现,乡村人均环境水平的全局Moran''s I为0.462 5。其中,合肥、马鞍山、芜湖为高水平聚类区（HH）,阜阳、亳州、淮北、宿州为低水平聚类区（LL）。结论 （1）2018年安徽省乡村人居环境水平存在较大空间分异,呈现“中部与南部偏高、北部偏低”的特征;（2）安徽省乡村人居环境水平呈正的空间自相关,其中生态环境水平与生活保障水平互为关联,两者空间分布特征也较为吻合。     

迁居补偿、生计转型能力与城镇化意愿基于民族地区农牧交错区实证研究

目的 城镇化是人的城镇化,农民的城镇化意愿直接影响着城镇化进程。方法 文章基于内蒙古农牧交错区的648份问卷调查数据,采用Logistic模型从迁居补偿与生计转型能力角度分析农民城镇化意愿的影响因素。结果 农户和牧户的城镇化意愿率分别为46.12%和30.46%,迁居补偿和生计转型能力对农民城镇化意愿有显著影响,但农户和牧户存在显著性差异;从迁居补偿角度来看,农民“两地”退出补偿偏好存在差异,对承包地退出偏好“货币化补偿”方式,对宅基地退出偏好“实物置换”和“分期补偿”方式;从生计转型能力角度来看,影响农民城镇化意愿的变量有非农工作经验和收入来源等。结论 构建合理的迁居补偿机制,实施以小城镇为依托的“就近城镇化”,加快农民进入城镇的生计转型是促进其城镇化的有效对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