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京津成为无工业污染的生态环保城市——论两市共建京津塘工业城带

科学发展观为我国的经济发展提出了新的要求,我们必须深刻总结经验教训,从人与自然和谐的角度出发,重新审视已经走过的发展道路,使未来的发展更具科学性。本文主要从自然风向因素角度来探讨京津两市工业污染状况,找出病源对症下药,在研究和借鉴世界工业城市发展走势的基础上,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选择集中统一规划方式,客观调整和优化两市的工业布局,实现京津塘工业城带的可持续发展。     

名义工资粘性与货币政策传导机制

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包括两个环节。第一个环节是货币供给作用于总需求，第二个环节是总需求作用于产出。在第二个环节，需求的变化能否引起产出的调整取决于名义粘性的存在性及其强弱。名义粘性包括工资粘性和价格粘性，工资粘性是价格粘性存在的前提条件，所以名义工资粘性是解释货币产出效应的基础。中国劳动力市场在不完全竞争的基础上具有一些特质，因而工资粘性很强并且形成的微观原因很特殊。极强的工资粘性保证了货币政策在第二环节的效果。这一结论为分析影响货币政策效果的因素找到了一个突破口，也为进一步优化货币政策传导机制找到了方向。     

产业空间集聚的理论发展

产业空间集聚的本质是经济行为主体相互选择的结果.从主体策略选择的角度对产业空间集聚的理论研究进展进行诠释,体现了行为主体在空间区位上的策略均衡,也体现了空间经济理论的研究传统.作为经济干预主体的政府,其介入影响着微观经济主体的空间策略,从这一理论角度出发,阐述转型发展中经济资源的空间配置问题具有特定的现实意义.     

中国股市波动性研究——基于Shiller-Sentana-Wadhwani模型

股票市场的价格波动并非像传统金融学所说得那样围绕公司基本价值进行小幅震荡，常常表现出大幅波动的特征。本文采用基于garch模型作出的Shiller-Sentana-Wadhwani模型对中国股票市场成立十多年的股价波动进行实证研究，得出中国股票市场存在反馈交易且其程度随着股价波动的增大而提高、随着涨跌限制而加大的结论。     

翻译教学中异域文化的导入

翻译难 ,难就难在文化背景知识的理解与翻译上。翻译问题不单单是个语言问题 ,在很大程度上 ,它与文化因素、背景知识有着密切关系 ,受着它们的影响和制约。一般来说 ,一种语言中的纯语言障碍可以比较容易地在另一种语言中得到克服 ,但要克服文化上的差异及其在语言上的反映则比较困难。因此 ,人们对翻译教学过程中异域文化导入的重要性认识已成为一个不容争议的论题。     

增加证券市场透明度不一定改善市场质量

近年来 ,基于增加市场透明度将促进市场效率及公平的信念 ,许多证券监管当局试图建立高度透明甚至完全透明的证券市场。然而 ,我们的研究表明 ,增加透明度并不一定改善市场质量 ,其对市场效率与投资者福利影响十分复杂 ,监管当局应当根据市场特征建立适度透明而不是过度透明的信息披露制度 ,同时需要采取措施规制基于强制信息披露的市场操纵行为。     

中国上市公司过度投资行为、程度与形成机理

通过建立投资计量模型进行实证研究,发现相当一部分中国上市公司存在过度投资行为,而且近年来有不断加剧的倾向。并且发现,上市公司过度投资程度与自由现金流量水平显著正相关,说明自由现金流充足的上市公司更容易发生过度投资行为。     

生态社会主义的基本主张及对当代的启示

产生于20世纪70年代西方绿色运动中的生态社会主义,是西方绿色政治运动中具有社会主义倾向的一股思潮。它以保护全人类的生存环境为宗旨,把克服全球生态危机和实现社会主义目标结合起来,主张重新检讨人与自然的关系,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为社会主义增加了新的内容。尽管生态社会主义是一种非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思潮,与科学社会主义有着原则性的区别,但它谋求一种新的发展观与社会主义目标相结合,具有积极的社会功能,提出了许多值得深入探讨和借鉴的观点。但与此同时,由于其理论本身的缺陷和历史的局限性,注定了其前景不容乐观。     

温泉旅游规划中的旅游环境容量研究——以俭汤温泉为例

作为温泉旅游地规划开发的最重要指标之一,旅游环境容量确定的合理与否直接关系到温泉旅游地规划开发的成功与否。以俭汤温泉为研究对象,以温泉出水量为依据测算了俭汤温泉的最大环境容量,采用面积法测算了俭汤温泉的游人容量,并在此基础上测算了俭汤温泉规划开发所需床位及服务人员数。     

普京时期俄罗斯经济政策的调整

近年来俄罗斯经济迅速复苏，引起了许多学者的广泛兴趣。有观点认为，这是1990年代实施激进式制度变迁的后期效应显现。本文不敢苟同，通过对俄罗斯制度变迁的整个历史演化的分析，采用比较制度分析的方法，说明了俄罗斯在1990年代移植西方市场经济正式制度的过程中遇到俄罗斯本土的非正式制度的严格约束，使得移植来的正式制度失灵。这一教训使得俄罗斯进入新世纪以后重新审视了俄罗斯自身的制度环境，把市场经济和民主制度与俄罗斯的现实结合起来，调整经济政策，加强国家的作用，确定了“可控的民主”和“可控的市场经济”模式，并取得了显著的成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