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西班牙看世界城市设计趋势及中国的借鉴

一、当代西班牙建筑与城市的复兴当代西班牙处在建筑与城市复兴的黄金时期,最为著名的例子是毕尔巴鄂,因弗兰克·盖里设计的古根海姆博物馆而吸引了全世界的目光,2008年萨拉戈萨世界博览会,使得这座城市成为建筑方面活力四射的城市.     

亚当·斯密对经济人行为的伦理分析

＂经济人＂的行为从个体层面看,是完全的利己行为;从社会层面看,是须兼顾利他的行为;从经济行为的作用机制看,是在＂看不见的手＂调控下的伦理行为。亚当.斯密为经济人行为提供了伦理学的道德基础,从而论证了＂经济人＂行为的合道德性,最终,自利的＂经济人＂通向了互利的＂伦理人＂,利己行为转化为善。     

关于行为人实施犯罪的经济学分析

犯罪分子之所以实施犯罪,根源在于各种利益的驱使。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犯罪做为一种社会活动,犯罪分子在进行犯罪活动之前,必然会对将要进行的犯罪活动从成本到收益进行全面的衡量,以确定是否实施犯罪。     

中日电气及电子类产品内贸易指数分析

在经济全球化和技术进步推动下,产品内贸易日益成为国际贸易的主要形式.中日贸易中电气及电子类产品内贸易占主导,并日趋活跃.运用产品内贸易指数、竞争力指数等指数对中日电气及电子类产品内贸易进行深入分析.发现两国产品内贸易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但是中国零部件的竞争力水平不高,局限于组装优势,仍处于生产价值链低端.因此,中国如何利用国际产品内分工,发挥自身优势,延伸价值增值链,促进中日电气及电子类产品贸易结构升级,乃是当务之急.     

用马克思主义引领中国经济学的正确走向——读刘国光先生《经济学新论》所引起的若干思考

刘国光先生的新著《经济学新论》批评了右倾思潮的错误倾向,主张应为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正确方向在意识形态领域与其进行思想斗争。刘国光指出,新自由主义主张的完全依靠市场对国民经济进行调节不能保证社会的公正协调发展,必须加强政府管理经济社会的职能,从而对新自由主义思潮的错误倾向予以纠正并对中国经济学加以正确的引导。文章认为,在中国改革与发展的新的关键时期,应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并解决好当前的几个重大问题,即重建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巩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制度;遏制收入分配不公、社会贫富分化不断扩大的趋势;将经济学领域反错误倾向的斗争进行到底。     

我国民营快递企业增值服务发展策略研究

随着经济和社会的不断进步和发展,消费者对快递服务的需求逐渐呈现多样化,传统的＂门到门＂的快递服务已经不能满足消费者对快递服务多样化的需求,发展快递增值服务是我国民营快递企业的必然选择。文章分析了我国民营快递企业发展增值服务的内外部条件及快递增值服务的发展现状,并在此基础上从融资、网络信息化建设、品牌建设、人才建设及研发投入等五方面对我国民营快递企业发展增值服务的策略进行了研究。     

技术差距视角下我国不同性质企业创新效率研究

本文利用共同前沿理论和DEA模型测算分析2005~2010年我国不同性质企业技术创新效率差异、损失来源以及影响机制。结果表明：考察期内我国企业创新效率整体水平偏低,还有42.1%的提升空间,纯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均不高。共同前沿下效率值均不超过群组前沿下效率值,TGR值显示,外资、港澳台资与内资企业的技术差距均位于0.2~0.4,且存在差距继续扩大的风险。不同性质企业效率损失根源存在显著差异,港澳台资和外资企业效率缺失主要受制于落后的企业管理水平;内资企业则因生产技术差距和管理不当所造成的效率损失均占有一定比例。企业性质、企业规模、市场竞争程度和政府金融支持对效率提升具有积极影响,企业规模在政府金融支持与效率关系中起负向调节作用。     

县域农用地生态安全评价体系研究

通过评价农用地生态安全,为农用地的生态管护提供参考,为实现农用地的微观评价奠定基础。采用理论分析与资料论证相结合的方法,从农用地生态安全评价理论入手,以河南省为例,构建了基于县域尺度的19个评价因子层、6个评价因素层、3个评价目标层的农用地生态安全评价指标体系。研究表明:(1)农用地的生态安全评价属基础性、前瞻性研究课题,目前只处于宏观研究阶段;(2)用分层多因素指数和法对农用地生态安全进行评价,其因子层、因素层、目标层都具有空间性,每个层次均可应用。     

土地征收中的社会稳定风险评估——以广州新客站周边土地储备项目二期征地为例

土地征收作为一种重大事项,必须进行社会稳定风险评估。依据风险评估的有关要求,以广州某征地项目为例,介绍了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报告的主要内容和程序、方法,风险评估结果表明:新客站征地拆迁项目总体社会稳定风险较小,但部分内容仍然可能诱发风险,因此需制定详细的预案,注意加强对风险的防范。     

由家族信任到社会信任:家族企业走向职业化管理的必由之路

由于中国社会将信任建立在家族血缘关系上,社会信任普遍缺失,家族制就成为民营企业的唯一选择。民营企业要想走上职业化管理之路,打破家族信任、构建社会信任就成为必然选择。一方面,作为外部社会制度的供给者,政府应构建以法制为基础的社会信任机制;另一方面,作为内部企业制度的供给者,家族企业应建立健全各项内部制度,构筑委托代理双方的心理契约,使之形成长期稳定的信任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