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部地区边境贸易之发展

西部边贸发展是西部大开发战略中的重要一环,对全国及西部地区经济贸易的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战略意义,论文提出发展西部地区边境贸易的战略思路和"十大"策略.     

分销商快速反应能力的影响机理及评价研究

快速反应能力是供应链中分销商的核心能力。本文分析了分销商快速反应能力的影响因素,然后在指标体系构建原则的指导下创造性地构造了基于供应链的分销商快速反应能力的评价指标体系及模糊综合评价模型。最后用一案例说明了如何评价分销商的快速反应能力,为制造企业采用该指标体系来评价和选择分销商提供了必要的参考。     

美元指数与原油价格暴涨暴跌的交互刺激研究

采用具有相互刺激特征的Hawkes过程探究美元指数与原油价格暴涨暴跌的交互刺激作用。结果表明:在暴涨暴跌幅度均服从广义帕累托分布的基础上, Hawkes过程对美元指数与原油价格的暴涨暴跌均拟合得较好;美元指数和原油价格的暴涨暴跌具有明显的自我刺激效应,且原油价格的暴涨暴跌会单向刺激美元指数暴涨暴跌的发生,即交叉刺激效应具有非对称性。同时,实证发现Hawkes过程对美元指数与原油价格的暴涨暴跌的预测能力要优于泊松过程。     

后危机时代日本贸易政策对中国的借鉴意义

在后危机时代,中国的贸易政策走向关系到中国整体贸易发展、经济发展以及国际竞争力的强弱.研究和借鉴邻国日本贸易政策的经验并吸取其教训,对中国的贸易政策的制订以及增强国际竞争力很有裨益.在激烈的竞争和贸易摩擦不断增多的情况下,中国应适时转向管理型的自由贸易政策,遵循实用主义原则,将自由贸易与保护措施结合起来,大力推进FTA战略.同时,提升自主创新能力,增强科技竞争力,促使技术、知识等高级要素更多地介入生产.     

治理环境、终极股东控制与公司并购绩效

文章以2007—2009年我国非金融上市公司扩张性并购事件为研究对象,对治理环境、终极股东控制与公司并购绩效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发现,终极股东的两权分离度及政府控制性质与公司并购绩效负相关;治理环境的改善在提高公司并购绩效的同时,还能抑制两权分离对公司并购绩效带来的负面影响;终极控制股东的政府控制属性会弱化治理环境的这种治理效应。     

从公民参与到公民治理——公众崛起时代西方政府治理理论创新及启示

公众崛起时代对政府治理提出了新的挑战,使公民参与出现了治理困境。从公民参与向公民治理转变是破解这一困境的基本途径。公民治理是公民崛起时代背景下形成的一种以公民为中心的新型政府治理模式,它具有独特的概念框架与理论模式。公民治理与公民参与及流行的治理理论相比具有诸多的理论创新之处,为我国政府治理模式的创新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财务管理专业培养目标与课程设置:现状与思考

文章调查分析了国内7所办学实力较强的专业财经大学的本科财务管理专业的培养目标与课程设置情况,发现中国高校财务管理专业的培养目标来源于会计专业,缺乏清晰定位,课程设置与会计学专业课程重复严重,特色课程不明显,建议按照应用型与研究型两种培养目标定位、按照专业能力要求进行模块化专业课程设置。     

企业债务期限结构错配的风险及对策困境分析——以华源集团为例

债务期限结构错配是我国许多企业出现流动性财务危机的主要原因之一。但在现有商业银行信贷期限结构错配和企业债券市场不发达的金融背景下,企业很难解决或缓解债务期限结构错配现象。建议企业在快速增长过程中应高度重视债务期限结构错配问题,以免不断积累财务风险。     

产业政策、盈余信息质量与审计意见

宏观经济政策对微观企业行为影响是当前经济和管理学领域的一个热点话题。文章以2006—2015年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理论分析与实证检验了宏观产业政策对微观企业审计意见的影响及其内在机理。实证结果发现，产业政策显著降低了受支持企业被出具非标准审计意见的概率，并且路径分析揭示，产业政策对审计意见的影响通过提高受支持企业的盈余信息质量得以实现，在通过双重差分（DID）控制潜在的内生性之后，仍表明产业政策能显著提高受支持企业的盈余信息质量。进一步探究其内在机理发现，产业政策会降低受支持企业的融资约束程度，从而降低企业市场融资动机下的盈余操纵行为，进而提升其盈余信息质量；同时产业政策会通过降低受支持企业大股东的掏空行为，从而降低其为掩盖掏空而进行的盈余操纵，进而提升盈余信息质量。这些发现揭示了产业政策影响审计意见的内在机理，不但为产业政策的积极经济后果提供了支持证据，也丰富了审计意见研究的相关理论。     

欠发达农村信贷约束与政策性金融创新

无论是农村的经济主体,还是整个农村,均一定程度上存在信贷约束。二元经济内生增长模型揭示出,农业部门信贷约束的本质是二元经济结构下的市场失灵,即农业部门和非农业部门的资本、劳动力等要素价格差异导致的农业吸纳资金存在弱势。因此,在金融体制市场化改革的大方向下,农村领域的政策性金融不但不能削弱,而且应该在创新中得以加强。同时,政策性金融应注重提升农业技术进步,改造传统农业,并促进农村劳动力的转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