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信息化对长江三角洲空间结构的影响

全球化、信息化正日益成为影响区域与城市发展的重要动力。对于长江三角洲而言，这一新的动力机制对区域空间结构的影响正逐步显现。文章首先从全球化角度分析了跨国公司及全球资本流动对长江三角洲空间结构在宏观和微观层面的影响，指出跨国公司及全球资本流动加速了区域极化，并带来了区域与城市空间功能重构。其次从信息技术与知识创新角度分析了长江三角洲信息产业的发展及其空间结构，以及信息通讯网络、人才等智力资源对长江三角洲空间结构的影响。结果表明，长江三角洲的电子信息产业发展在空间分布上明显不均衡，沪宁沿线及沪杭甬沿线的新的空间增长极出现。而远程通讯网络和智力资源的空间差异则进一步加速了长江三角洲区域空间结构的转型。文章最后指出，全球化、信息化已经对长三角区域空间结构产生了重要影响。新的空间关系正被建立，同时，沪宁杭沿线城镇开始向以信息、知识活动为主的智能发展走廊演化，空间结构的内部联系更趋紧密。     

基于并行工程理论的物流系统方案设计方法研究

借鉴制造业并行工程（CE）的理论和方法，对基于CE的物流系统方案设计的概念进行了界定。比较和分析了物流系统方案设计过程中串行模式与并行模式的差异。给出了基于CE的物流系统方案设计的基本方法和基于成本的集成设计的绩效评价模型。提出了实施采用CE方法的物流系统方案设计时所需要注意的问题。     

人民币实际汇率波动与中国农产品进出口贸易的实证研究

传统的国际贸易理论认为一国汇率与对外贸易量之间存在密切相关关系,马歇尔-勒纳条件则说明只有在＞1的情况下,汇率贬值才能改善贸易收支。本文通过建立农产品进出口额对人民币实际汇率的计量经济模型来验证M-L条件在农产品贸易领域成立与否,结果表明,汇率贬值能促进我国农产品出口额的增加,但贬值对农产品出口增加的作用不大;同时汇率贬值使得农产品进口额也增加,文章最后针对以上情况作简单的原因分析。     

英语"3S中心"教学模式的诠释及应用

教学模式是一种教学活动的范式.3S中心教学模式,即以社会为中心(Society-centered)、以学生为中心(Student-centered)、以学习主题为中心(Subject-centered)创建的英语课堂教学模式.应用这种模式,结合对教材的合理利用将对提高学生英语水平有很大的意义.     

基于有效需求理论的黑龙江省农业保险研究

黑龙江省是一个屡遭自然灾害的农业大省,农业保险的发展对黑龙江省至关重要。运用有效需求理论对黑龙江省农业保险进行规范分析和实证分析,发现其有效需求不足。为此黑龙江省政府首先应增加本省农民收入、培育农民风险意识、增加农业保险的险种来提高农业保险的需求;逐步加大对经营农业保险公司的经营费用补贴、提高对农业保险经营者的税收优惠政策、建立规范农业险的规章制度和建立农业保险分散机制来提高农业保险的供给;最后建立合理的农业保险经营模式来提高黑龙江省农业保险的有效需求。     

新城开发规划经验的借鉴——以邵阳市佘湖山新城为例

佘湖山新城生态环境优美、交通区位优越、文化底蕴深厚,新城开发有着深厚的历史背景。文章在借鉴国内外新城开发经验,综合考虑城市总体要求、城市经济发展、新城自身特色等基础上,提出了新城的开发思路与规划理念,指出应强化其行政、金融、商务、商业、会展、文化、娱乐、休闲、游憩、居住等功能,并设计了新城的规划结构及道路与绿地系统。     

政府管制、终极所有权与企业价值

从终极所有权的角度出发,以政府管制与企业价值之间的关系作为研究内容,首先界定政府管制、终极所有权与企业价值的概念与内涵,继而深入剖析政府掌握终极所有权与企业价值的内在关系以及现实意义。研究认为,在我国当前特殊的经济发展阶段,政府掌握终极所有权的股权结构有利于提高企业价值。     

中国国际竞争力:强劲增长、成本优势、政府引领、社会基础——2004-2006年中国国际竞争力评价和分析

2004—2006年国际管理发展学院(IMD)的国际竞争力年鉴指标数基本稳定在310～320个,其中参与计算国际竞争力排名的稳定在126个硬指标和113个软指标;2004—2005年参与比较的国家和地区有60个,到2006年有61个,包含53个独立经济体和8个参评国家内部发展最有特色的地区^[1][2][3],体现了区域竞争力的发展方向和区域竞争力在国家竞争力中的重要地位。^[4]     

资产减值准则的国际比较及我国实施的难点

资产减值准则的发布与即将实施,将对上市公司资产及利润真实性的披露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本文在对各国资产减值准则进行比较的基础上,提出了我国资产减值准则实施过程中的难点及应注意的问题。     

制度环境、终极控制权对公司绩效的影响——基于代理成本的中介效应检验

现有文献对公司治理效应的研究大多采用了“黑箱”的分析模式,即从公司治理机制与公司绩效之间的关系来反向推断治理机制的作用。本文以代理成本为切入点,通过分析两类代理成本在终极控制权和制度环境与公司绩效之间的不同影响路径,一定程度上揭示了“黑箱”内部的运作机理。本文的实证结果表明:第一,终极控制权集中能够降低两类代理成本,提高上市公司的治理效率,最终提升公司绩效;第二,现阶段我国外部制度环境的改善更有利于提高民营上市公司的绩效水平;第三,终极控制权集中度和外部制度环境之间存在交互作用,在制度环境水平低的情况下,终极控制权集中能够有效地提升公司绩效。第四,国有终极控制权能够更好地解决第一和第二类代理问题,对公司绩效产生正的中介效应。本文的研究表明,在我国当前尚不具备完善的投资者保护机制的环境下,终极控制权集中以及国有终极控制权可能在现阶段发挥了投资者保护的部分替代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