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结构变化与经济增长

卡尔多事实描述的是发达工业化经济在短期内的现象,如果我们考虑欠发达国家,或者考虑工业化早期,卡尔多事实所反映的规律就会消失。一般而言,人均产出增长率与人均产出水平两者之间表现出非线性的驼峰形(hump-shaped)关系。本文认为,这种关系是由于经济内部结构的变化(即农业、制造业和服务业的相对比重变化)以及城乡劳动力转移和城市化引起的。进一步,本文提出了两种相互竞争的模型,一种认为经济增长由工业部门驱动,另一种则认为城市化是经济增长的动力。两种模型都与经济结构变化和经济增长的主要特征吻合,至于哪一个模型能更好地反映经济现实,则还需要进一步验证。     

生态系统服务测度下市域生态空间管控体系构建

生态空间承载着人类、动植物和自然生态多种过程，是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策源地和枢纽区。以实施生态空间管控为导引，借助多源数据和ArcGIS、C-Plan系统工具，核心应用系统保护规划(SCP)技术，建立生态服务测度下市域生态空间管控体系的构建方法。基于此，以哈尔滨为例，以不可替代性为表征实现生态空间测度指标综合与功效评价，构建生态空间关键区识别、功能区优划以及网络格局优化模型，提出“重点保护-分区指引-格局优化”的市域生态空间管控体系，为新型城镇化及绿色发展战略的实施奠定科学基础和提供技术支撑。     

消费文化、认知偏差与消费行为偏差

本文放松了理性经济人假设,在行为经济学双曲线贴现模型框架下,以"自我控制"认知偏差及相应的模型参数设定对东西方消费文化差异进行了技术表达,进而阐明了消费过度(欧美国家)和消费不足(东亚国家)这两类消费行为偏差的形成机制。本文采用全球48个国家和地区1978—2007年的面板数据,以儒家虚拟变量和性生活指数作为消费文化的替代变量检验了文化与消费的关系。结果表明,在解释东西方消费率差异时,预防性储蓄等传统理论的解释力远低于不可观测的国家个体效应。儒家虚拟变量和性生活指数能分别解释国家个体效应的28%和58%。这表明消费文化等不随时间改变的个体因素比传统变量更能解释各国居民的消费差异。实践层面上,双曲线贴现模型中锁定技术能有效纠正"自我控制"认知偏差,从而消解儒家文化对消费的深度抑制,可为扩大内需政策创新提供思路启发和技术支撑。     

中国区域经济发展差异及其原因的多尺度分析

本文采用经验模态方法对中国1953—2002年区域经济发展差异进行多尺度分析,并对不同尺度的区域经济差异的原因进行探讨。研究表明,50年来中国区域经济差异波动主要以60年尺度、17.5年尺度和趋势为主,近期区域差异呈扩大趋势。从不同尺度生产要素投入差异和区域差异的关系看,要素投入差异会引起区域差异,区域差异也会引起要素投入环境差异并引发要素投入差异的变化,在制定区域政策时应考虑区域差距波动的短期性和长期性。     

以购买力平价测算基尼系数的尝试

本文考察了全球化对我国城市贫困人口收入的影响。我们发现,尽管平均收入的增长伴随着收入分配的恶化,但是全球化,尤其是贸易开放,提高了贫困人口收入占总收入的份额。我们还发现对外贸易和FDI对收入分配的影响不同。贸易对收入分配的有益效果并不局限于沿海省份。自1992年以来这一有益效果减弱了。     

交易效率、工业化与城市化-一个理解中国经济内生发展的理论模型与经验证据

该文将交易效率引入工业化、城市化的一般均衡模型,推导出交易效率与工业化和城市化关系的基本理论预言,并运用因素分析计量方法提取出代表中国1997至2002年的交易效率指数,检验这一理论设想在中国的适用性.结果显示,交易效率的改进为工业化、城市化提供了好的支撑,但工业化对城市化的贡献却不显著,这意味着中国的工业化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政府推动型的,而城市化和经济发展则更多地表现为市场推动型.     

地方官员与经济增长——来自中国省长、省委书记交流的证据

通常认为地方官员在我国经济发展中扮演着积极角色,近来国家也有意通过干部交流促进省区平衡发展,但国内还没有定量识别地方官员影响经济增长的文献。本文基于1978—2005年间省长(书记)交流样本构造了省长(书记)与省区相匹配的面板数据,系统地实证分析省长(书记)交流对流入省区经济增长的影响(即省长交流效应),结果发现,整体而言,省长交流能够使流入地的经济增长速度提高1个百分点左右;这种省长交流效应是通过在流入地采取大力发展二产、重视一产、忽视三产的产业发展取向实现的。本文的发现是稳健的,有助于增进对加强干部交流破解省区发展不平衡的理解。     

产出吸引、制度演进与增量改革的产权边界——基于中国制度演进路径的动态考察

制度演进理论将制度变迁行为归结为制度主体对环境的学习和适应过程,在完全信息和缺乏外在约束条件下,制度将会按照某种方式向最优的均衡路径逼近。但是,信息的不完全性、经济实体的制度兼容性以及转轨经济面临的产权、效率约束都会改变制度演进的路径和结果。根据Barro(1991)和Skott(1999)的分析框架,通过构建制度的动态演进方程,文章对在一定约束条件下的制度演进长期均衡路径进行了考察,勾勒出一幅全新的制度演进图景。同时,运用相关的宏观经济数据,文章考察了模型对中国经济制度演进路径的解释能力。     

中国外汇储备投资组合选择——基于外汇储备循环路径的内生性分析

本文从中美两国经济的本质性差异出发,通过刻画中国外汇储备对外投资的"循环路径",构建了包括央行、金融市场和实体经济的斯塔克尔伯格及古诺模型,进而模拟出中国外汇储备对外投资对本国经济的间接贡献、合意的外汇储备投资组合,以及最优外汇储备投资规模。研究结果表明,中国外汇储备投资于美国风险资产的规模将影响外汇储备间接转化为美国对中国FDI的比例。同时,中国央行外汇储备规模及投资策略对危机时期的反应不足。改变外汇储备投资收益的主要方法包括降低居民的相对风险回避系数,通过政策引导促进居民消费,以及大力发展中国金融市场,降低对美国金融市场的依赖程度。     

对外贸易、地方保护和中国的产业布局

本文研究发现,20世纪80年代由于新旧工业基地的轮替,地区专业化和分布的不平衡性稍有退化;而90年代地区专业化则显著加深,分布的不平衡性和集中程度明显加速。对外贸易中的地理优势显著地影响中国的产业布局,但地方保护的影响在90年代仅限于内地。传统比较优势理论在中国产业分布中的解释力是显然的,而新经济地理学的部分预测也在本文的实证中得到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