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农村居民消费需求和收入水平的动态性研究——基于中国1990-2007年数据

本文利用我国1990-2007年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PCE)和人均纯收入(PDI)数据,采用协整、误差修正模型以及格兰杰因果检验技术,得出:从长期看,PDI和PCE之间存在稳定的均衡关系;短期我国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的增加是人均消费支出变动的主要原因,但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的变动还受到其滞后2期和3期值变动的影响.因此,本文认为刺激农村居民消费需求的关键在于发展农村经济、实现农村居民收入水平的持续稳定增加,增强农村居民消费信心;同时还要加快重大民生工程建设,大力发展农村各项社会事业,改善农村居民消费预期,引导和促进农村居民扩大消费需求.     

农村医疗卫生领域亟须政府“补位”

农村税费制度改革后,随着村提留、乡统筹、集资、摊派等制度外筹资手段和农业"两税"的相继取消,部分县乡财政、村集体财务出现了不应有的困境,进而使得原来主要由县乡政府和村集体组织举办的农村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受到严重制约,影响了农民健康状况的改善,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现象的发生又使得旨在减轻农民负担的税费改革效果大打折扣,农民增收面临挑战。     

提高农村居民消费水平的政策建议

首先,本文的研究结论可以为重新反思和全面评价中国以往扩大农村居民消费需求的特定收入分配政策实践提供一个全新判断视角与理论依据。特别是当关注民生成为时代主题以来,国内各界和已有收入分配政策过于关注政府对农村居民的转移支付问题,然而本文的研究结论     

中央银行资产规模与GDP关系的实证研究

利用2003年～2010年6月的季度数据,在模型的基础上,通过建立协整方程和向量误差修正模型,运用格兰杰因果检验以及脉冲响应和方差分解的方法,研究中国央行总资产规模与GDP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外汇资产、对政府债权与其他资产、对金融机构债权与GDP之间存在长期的协整关系;短期对金融机构债权拉动GDP的效果较大,但外汇资产对GDP的长期拉动作用最为明显;另外,对政府债权与其他资产在短期和长期对总产出的拉动作用都相对有限.     

财政支出的民生化进程与城乡居民消费——基于1995～2007年省级面板数据的经验分析

本文以构建民生财政为研究背景,将财政支出分为民生性支出和非民生性支出,在理论考察了民生、财政支出和居民消费三者之间关系的基础上,通过建立政府财政支出与城乡居民消费需求的省级面板数据模型,并运用我国除西藏与重庆之外29个省份1995～2007年的经验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民生性支出对城乡居民消费具有显著的挤入效应,非民生性支出对城镇居民消费产生挤入效应,对农村居民消费的影响效应则截然相反,但就现阶段而言,非民生性支出和城乡居民消费需求的相关关系并不显著。     

财政透明与FDI区位选择

财政透明不仅能促进地方政府治理能力提升,还能通过优化营商环境增强地方政府对FDI的吸引力。本文从理论层面诠释财政透明对FDI区位选择的作用机制并提出研究假设,基于2009—2017年省级面板数据,通过构建空间面板模型考察财政透明对FDI区位选择的直接效应和空间效应,结果表明:一是财政透明对FDI区位选择的直接效应和空间效应均显著为正,即无论是本地区抑或邻近地区财政透明度的提升对本地区吸引FDI流入均具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二是财政透明对FDI区位选择的影响效应具有显著的地区异质性,其中,直接效应和空间效应在欠发达地区和中西部地区比在发达地区和东部地区更为显著。本文的研究有助于促使我国政府通过财政透明推动政府信息公开,且有利于规范地方政府的FDI竞争与推动区域经济协调高质量发展。     

鼓励自主创新的财税政策研究

公共财政支持自主创新对于一国技术创新和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本文首先分析公共财政为什么要支持自主创新,其次在借鉴美国创新政策的基础上,提出支持自主创新的财税政策：财政支出政策、税收激励政策和相关配套政策。     

我国财政政策非线性效应的实现机制及动态特征研究

本文基于财政调整时期的内生划分方法,采用STR模型对于我国1980-2012年间财政政策非线性效应的实现机制与动态特征进行实证分析,结果发现：一是我国财政政策非线性效应主要是经由消费渠道发生,而且是通过影响消费者预期产生。二是财政政策非凯恩斯效应在不同条件下与财政政策工具之间的搭配组合存在一定差异。其中,当基本预算余额/潜在GDP小于临界值-0045 0时,财政收入对居民消费需求存在非凯恩斯效应;反之,财政支出表现出一定程度的非凯恩斯效应。三是财政政策调整的幅度是居民消费需求非凯恩斯效应产生的重要因素,但财政政策调整的组成成分与政府的初始债务规模不是非凯恩斯效应产生的先决条件。本文研究结论不仅可以为政府制定财政政策提供理论依据与决策参考,还有助于改善我国财政政策实践的操作效率和运行效果。     

中国税制结构变迁有利于降低收入不平等吗？

伴随中国经济的持续较快发展与人均收入水平的不断提高,收入不平等问题近年来备受社会各界的关切。鉴于税制结构变迁与收入不平等之间的关系在理论界仍未形成共识,本文首先从理论层面剖析了商品税和所得税对收入不平等的作用机理,然后在对中国1998—2013年城乡居民收入基尼系数进行测度的基础上,通过建立静态与动态面板数据模型实证考察中国税制结构变迁对收入不平等的影响。研究发现：一是虽然所得税能显著降低城乡居民收入不平等,但企业所得税却相比个人所得税更为有效;二是商品税在一定程度上助推了城乡居民收入不平等,具有较为明显的累退性;三是经济发展水平、对外开放程度、人口结构以及人力资本对收入不平等的影响不尽相同;四是收入不平等在中国具有显著的递延惯性。本文的研究结论为中国新一轮税制改革以及税制结构优化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税收营商环境优化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来自税务系统“放管服”改革的经验证据

优化税收营商环境不仅是提高企业生产效率和推动企业转型升级的重要战略举措,而且对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基于2013—2020年A股上市公司数据,并借助税务系统“放管服”改革试点这一准自然实验,构建多期双重差分模型,实证考察了税收营商环境优化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表明,税务系统“放管服”改革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且该结论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依然成立。机制检验结果显示,税收营商环境优化主要是通过降低交易成本水平、提升资源配置效率以及鼓励技术创新来提高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异质性分析表明,对于中西部地区企业、非国有企业、环境不确定性高企业和成熟期企业,税收营商环境优化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促进作用相对更加突出。随后的进一步分析表明,税收营商环境优化在提升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同时显著促进了企业经营规模扩大和产业链扩张。本文以上研究结论不仅能使我们更好地认识税收营商环境优化的经济效应,更是为培育有利于激发市场主体活力及推动企业提质增效的税收营商环境提供了经验证据与有益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