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宏观税负抑制了企业投资增长吗？——基于不同注册类型企业的实证分析

2016年的“死亡税率”之辩让中国宏观税负水平以及高税负下的企业竞争力问题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采用2006—2015年中国除港澳台地区外的省级区域面板数据,分析宏观税负对不同注册类型企业（国有企业、个体私营企业和其他企业）投资增长率的影响,并以市场化指数为门槛变量分析其门槛效应,结果表明：宏观税负对企业投资的抑制效应并非是全局性的,而是限于以小微企业为主的个体私营企业;同时,宏观税负对个体私营企业投资的抑制效应具有门槛特征,通过提高区域市场化程度能够显著缓解这种抑制效应。因此,应进一步切实加大对小微企业的税收优惠,并坚定不移地推进市场化改革。     

政治资本、代际传递、进入与晋升：以公共部门为例

文章利用中共宁夏区委党校培训官员的调研样本实证分析了公共部门内部父母政治资本的代际传递状况,在排除了样本自选择偏误之后,回归结果表明：父母政治资本对进入公平和晋升公平的影响并非全局性的,而是针对特定群体。公务员考试制度的全面推广促进了进入公平,使得进入不公平只存在于那些并非通过公开考试进入公共部门的官员群体之中;晋升不公平则表现出“顶端优势效应”,对于低级别官员并不显著,随着级别的提高,父母政治资本对官员提拔速度的正面效应才相对显著。以上发现表明,利用制度建设削弱政治资本的代际传递仍然具有现实迫切性,只有通过选人必考、任人唯贤才能维护公共部门内部个体发展的机会公平和规则公平。     

中国税收超GDP增长的因素分解研究——基于Divisia指数分解方法

文章推导出三因素Divisia指数分解方法,将多种因素纳入到一个统一的实证分析框架内,在控制价格统计因素的前提下,揭示了中国税收超GDP增长的根源。研究发现:行业税负提高带来的部门因素是税收超GDP增长的最主要动因,贡献率达到80%;其次是高税行业发展带来的经济因素和税制调整带来的政策因素。文章进一步利用中介效应检验发现,部门因素主要来自中国高速的存量资产积累,征管因素并不突出。由于税收征管效率边际收益递减,单纯依靠税收征管效率不足以支撑部门税负的连年提升,但中国资本形成率和资产交易率高企造成来自存量资产的税收收入大量增加,使得税收超GDP增长成为必然。这一结论对判断税收增长趋势和明确未来税制改革导向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面包与孩子：青年失业如何影响生育意愿-来自OECD国家的证据

青年失业率居高不下是世界性难题,近年来在三重压力叠加的影响下,这一问题在我国也愈加突出。与此同时,我国生育率持续在低位徘徊,即使在放开“二孩”和“三孩”政策限制后依然未见明显好转。文章基于1960—2020年38个OECD成员国家的历史面板数据研究青年失业率走高和生育率走低之间是否存在某种负向关系,结果显示：青年失业率显著降低了生育率,且这一影响具有长期性和可逆性特征;青年失业率的生育抑制效应在国家之间存在差异化表现,老龄化程度越高、失业持续时间越长的国家,其生育抑制效应越明显;机制分析发现,青年群体在高失业率下工作压力加大发挥完全中介效应,相对而言,收入质量效应、收入波动效应、晚婚晚育效应等其他作用机制均没有得到实证支持。可见,生育促进政策要注重从青年群体初次就业市场的源头抓起,做好前瞻性、全局性、整体性政策布局。     

征税能抑制企业涉房投资吗——兼论“脱实向虚”的另一条路径

近年来企业过度持有不动产的涉房投资倾向引发广泛关注，也背离了"脱虚向实"的政策导向。文章基于土地增值二次分配理论，利用2007-2019年我国沪、深两市上市公司微观数据考察了持有环节和转出环节税收对企业涉房投资行为的影响。实证结果显示：因为税基不能随房地产市场价值灵活升高，造成持有环节的房土两税表现出一定的累退性特征，从而无法有效抑制企业涉房投资；相比而言，转出环节的土地增值税能够显著抑制企业涉房投资倾向。进一步基于省级宏观面板数据的非对称反应模型估计结果显示，当前各地区土地增值税的征管力度受到地方政府的刻意操控，出现了相邻省份之间的标杆竞争现象，特别是省份间的竞低效应尤其突出，这对有效发挥土地增值税的作用产生了不利影响。文章的研究对未来进一步完善税制改革和引导企业投资"脱虚向实"具有一定的参考意义。     

疫情期间的“消费与产出偏离之谜”：只是失业率问题吗？

新冠疫情期间出现了消费偏离产出轨道的反常现象,表现出超速下降和恢复迟缓的特征。文章为了探讨该谜题背后的经济原因,通过构建一个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对这种现象进行了深入探讨,发现家庭收入不确定性增加和就业质量下降导致的劳动力市场资源错配是产生这一现象的重要原因,单纯的失业率上升仅会起到触发作用。其中,劳动力市场资源错配问题将会造成长期影响。同时,文章也发现疫情对于大企业和中小企业就业人员的影响具有很强的异质性。具体而言,由于大企业员工受到的失业风险和收入不确定性较小,因此疫情主要通过社会平均工资来影响退休后的收入。但对于中小企业员工而言,由于劳动力市场的疲软导致的收入结构性变化具有累积作用,这就导致中年群体受到疫情的影响最大。因此根据文章的结论,保就业不能仅仅围绕就业数量,还要稳住就业质量不下降,保证劳动力市场供需匹配,尽可能避免劳动力市场资源错配带来的家庭永久性收入损失和对中国经济运行产生的长期效应。另外,中小企业就业者和青年群体受到的消费负面影响最大,他们受到的就业冲击最大,应保障其就业与收入。文章的研究结论对当前中国制定更加精准、可持续的稳就业和促消费政策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挖潜增效 塑造全能型“新电工”

<正>国网北京电力平谷供电公司针对乡镇供电所青年员工的能力素质提升问题，持续探索全能型“新电工”培养模式，旨在充分发掘员工的潜能，提高工作效率，确保乡镇供电所业务能力持续提高。     

税收逐顶竞争与税负粘性——基于多元绩效考核的视角

传统的税收竞争理论聚焦经济资源的争夺,将税收竞争界定为单一的逐底竞争行为,而忽视了中国情境下逐顶竞争的可能性。文章通过构建数理模型论证了在多元绩效考核的视角下,完全对称的纯策略纳什均衡博弈将促使地方政府税收征管同时存在逐底竞争和逐顶竞争两种动机,尤其是逐顶竞争会造成税负易升难降的税负粘性现象,从而影响减税降费政策的实效性。基于269个城市2005—2018年面板数据构建非对称反应模型,并进行了税收竞争效应的空间计量分析,回归结果验证了逐顶竞争和逐底竞争并存,且以逐顶竞争效应为主。进一步嵌套上市公司数据的回归分析显示,一省之内经济发展水平相近城市的税收逐顶竞争会显著推高税负粘性,特别是在非国有企业和制造业企业中尤为突出。可见,税收竞争是造成税负粘性现象的重要原因,这为未来加强税收征管、优化绩效考核指明了改进方向。     

信贷资金配置的所有制差异——基于抵押品市场价值视角的检验

虽然普遍认为存在信贷资金配置的所有制差异，但关于这种差异是否出自所有制歧视的问题一直存在争议。本文另辟蹊径，从持有不动产的抵押品价值视角出发，利用Chaney等(2012)提出的估算方法测算了我国2007—2018年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持有不动产的市场价值，通过实证研究发现：其一，受到市场化改革的历史进程影响，国有企业持有的不动产市值普遍高于非国有企业，即使是控制地区和行业差异之后这一结果依然非常显著；其二，当考虑持有不动产市值因素以后，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之间的信贷所有制歧视不再显著，意味着国有企业获得偏多的银行信贷资源更多的是基于抵押品优势的市场化考量；其三，无论是国有企业还是非国有企业，均不存在持有不动产的“滚雪球效应”,企业持有的不动产市值越大，继续进行不动产投资的倾向越弱，表明企业持有不动产的动机主要是出于积累抵押品的需求；其四，在抵押品效应之下，不动产持有市值提升了非国有企业的投资-投资机会敏感度，但对信贷资源已然较为充裕的国有企业并不显著。虽然国有企业凭借抵押品优势获得更多贷款是银行用脚投票的市场化结果，但其让货币政策的信贷通道与不动产深度捆绑，对整体资本配置效率产生了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