间接税亲贫性与代内归宿——穷人从减税中获益了吗?

税收工具作为财政扶贫机制中的重要一环,在推进精准扶贫、精准脱贫上发挥着重要作用。本文基于CFPS2012入户调查数据和中国2012年投入产出表,运用微观模拟方法测算出家庭的间接税负,在此基础上,借鉴衡量经济“涓滴效应”的亲贫增长指数,构建了识别和测度税制“亲贫性”的数量方法,评估间接税的减税政策能否自发惠及穷人,进一步测算家庭不同年龄层的间接税负代内归宿。结果显示:间接税整体上不具有“亲贫性”,其中增值税的“亲富性”最强,减税能让穷人比富人获益更多;儿童、成人以及老人均是间接税的负税人,贫困家庭抚养小孩而承担的间接税负比重高于非贫困家庭,赡养老人而负担的间接税负比重低于非贫困家庭。据此本文认为,继续推动大规模的间接税减税政策、采取差别化的增值税和消费税减免策略、逐步形成以直接税为主的税制结构,是改变间接税"亲富性"和强化税收扶贫职能的有效措施。     

迁移与信任——来自CLDS2016数据的经验证据

在人口迁移时代，个体迁移行为如何影响迁移者自身的社会信任直接关系到社会融合与城镇化发展，而这一问题在已有研究中还缺乏经验证据。基于2016年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数据(CLDS2016),实证发现，迁移行为降低了迁移者的社会信任。对机制的分析发现，迁移增强了迁移者的风险感知以及迁移破坏了迁移者的社会网络从而导致风险承受能力下降是其中的重要原因。此外，迁移对信任的负面作用随着迁移者在迁入地时间的延长而减弱；低技能迁移者和乡、城迁移者的信任在迁移中受到的损害更大，而迁入地良好的制度环境和公共服务供给有助于削弱这一消极影响。     

政社合作开发模式下的土地出让价格策略及激励机制

在地方政府财力普遍偏紧的背景下，政社合作成为了政府主导园区开发之外的另一种重要新城建设模式。本文精确匹配了产业新城开发园区的空间地理边界与中国土地市场网提供的土地交易微观信息，构建双重差分模型检验了政社合作产业新城开发模式下的土地出让价格策略及其激励机制。研究发现，产城开发导致新城内土地出让价格显著高于新城外同类型土地出让价格，住宅用地出让价格上涨尤为明显。机制检验表明，地方政府和社会资本追求财政收入增长的相容性内在激励使得园区依赖于土地出让收入来分摊开发成本并维持开发。产城开发显著提高了房产企业的经营绩效水平，非房产企业没有呈现出积极的产出效应，政社合作开发模式呈现出明显的“以房养园”特征。本文研究为如何促进良好的政社合作以及新城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事实依据和政策优化方向。     

九年义务教育政策的长期收入效应研究

本文基于1989—2015年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数据，在县市、年份和出生队列三个维度构建了三重差分模型，评估了中国九年义务教育政策实施对居民收入的长期影响效应，并检验了其背后的影响机制。研究结果表明：(1)中国九年义务教育政策对居民未来进入劳动力市场后的工资收入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即九年义务教育对个体长期收入提升具有促进作用；(2)异质性分析发现，女性群体、政策受益时间长、农村及中西部地区居民从该政策中受益更多，与此同时，该政策早期和中期实施效果较好，而政策实施后期未达到预期效果；(3)九年义务教育政策显著增加了个体受教育年限，并提高了初中及后续教育的毕业率，最终增加了个体的长期收入。本文的研究对于全面评估中国九年义务教育政策实施效果、推动中国教育改革以及实现社会效率和公平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政府距离、政策信息关注与政策收益获得

本文基于中国地方政府驻地迁移改革来识别企业-政府距离的外生变动，使用2001—2018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及城市政府迁移前后地理信息来构建双重差分模型，检验了企业-政府距离对企业政策关注的影响及其最终政策收益获得效果。研究结果表明：(1)与政府距离变远后，企业显著提高了年报文本中政策词频数，即失去获取政策信息的地理优势后，企业增加了对政府政策的关注程度以纠正距离变远可能造成的政策认知偏差；(2)企业-政府地理距离变动对企业政策关注的影响存在非对称效应，即距离变远显著增加了企业政策关注，但是距离变近的影响并不显著；(3)企业平均政策关注度的提高主要源自集约边际效应，即已经关注政策的企业增加了信息关注程度，而并未提高企业参与政策关注的平均概率；(4)与政府距离变远而策略性增加政策关注的行为，显著增加了税费返还金额的获得，而对政府补助影响不显著。这表明它增进了更依赖信息的权利性政策应享尽享，同时并未干扰竞争性政策的配置效率。本研究对缓解政策落地难题及政策优化配置的改革实践具有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