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深化、技术进步对中国就业效应的经验分析

本文主要分析在中国转型期的投资、人力资本、技术存量的变化、城市化以及产业结构变化对就业的影响。分析显示,现阶段影响中国就业的主要因素依次是工资的增加、人力资本、技术水平的提升,其他因素对就业的影响不明显。结论的现实意义是,制定符合中国资源禀赋特点的技术发展路径是减少技术进步对就业替代作用的重要措施。放松资本、劳动力要素市场的管制和加强人力资本的积累也是发挥市场化就业形成机制不可忽视的基础性因素。     

完善市场化投资体制还有一段路

我国投资体制改革大体经历了以下阶段：1979年至1987年缩小指令性计划及简政放权的投资指令性计划及简政放权的投资体制改革起步阶段、1988年，到1991年的投资体制改革的推进阶段、1992年到1996年开始以融资领域为主的改革进程，1996年以后主要是对提高项目投资决策质量和建立投资公司的约束机制进行了探索。     

技术进步与服务业的融合和互动——基于中国投入产出表的分析

文章从分析投入产出表的视角出发,探讨技术进步与中国服务业融合和互动的实际表现.通过对典型年份服务业直接消耗系数的对比,发现大多数服务部门来自高新技术产业投入的比重都有不同程度的上升.从服务业影响力和感应度角度进一步验证了随着服务业与技术进步和现代高新技术产业的融合程度的加强,服务业与其他产业的关联更加紧密的结论.计量分析结果与服务业发展的事实相符,即在技术进步的推动下服务业要素投入结构向资本劳动比不断上升的方向转变,其直接表现是对高新技术产业和产品的投资需求增大.通过对服务业各个部门影响产出增长的技术进步因素进行分解,认为运输邮电业、公用事业及居民服务业、金融保险业等部门的技术变化贡献对产出的影响主要取决于自身技术变化情况,而国民经济整体技术进步对其产出的贡献处于次要位置,商业饮食业则相反.最后,提出促进服务业与技术进步融合及互动发展的对策和政策建议.     

数字经济对我国制造业出口竞争力的影响及其门槛效应

在传统比较优势不断削弱的背景下,我国要利用数字经济来提升制造业出口竞争力。采用2013—2020年我国各地区微观数据,研究数字经济与我国制造业出口竞争力之间的关系、内在影响机制,以及数字经济与制造业出口竞争力之间关系成立的边界条件。结果发现:数字经济与制造业出口竞争力存在显著的空间正相关性;数字经济能提升所在地区的制造业出口竞争力,对临近地区的制造业出口竞争力也有积极的影响;中介效应检验结果发现,创新效率、人力资本积累和协同集聚三个变量均在数字经济对我国制造业出口竞争力的影响中存在中介效应;在以进口贸易占比为门槛变量的情形下,数字经济发展对西部地区制造业出口竞争力的促进作用在门槛前低于东部地区,但在门槛后显著高于东部地区、中部地区、东北地区和全国。因此,应大力推动西部地区新型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发挥新型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对贸易升级的促进作用。通过人力资本质量的提升、数字经济的集聚发展、创新效率的全面提升,逐步提高我国出口企业国际竞争力。     

服务业开放对城市绿色发展的影响研究：基于服务贸易创新发展试点的准自然试验

文章以2010～2021年中国292个城市为样本,研究服务贸易创新发展试点的政策效应及对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发现,中国服务业开放能显著提升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技术创新在服务贸易创新发展试点政策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之间发挥中介作用;服务贸易创新发展试点政策可以通过促进产业结构升级间接提升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因此,继续提高城市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应鼓励企业在服务贸易领域提供绿色产品和服务,大力发挥技术创新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促进作用。     

发展服务业缓解就业难题的政策选择

一、破解当前就业问题的关键是将发展服务业作为增加就业的主渠道 当前,我国就业结构与产业结构之间的偏差呈逐渐扩大之势．第二产业由于资本深化导致资本劳动比加速增长,资本对劳动的替代趋势日益明显,服务业越来越为吸纳就业的主渠道。具体来看,由于农村城镇化进程的加快,第一产业就业大量向其他产业转移．造成第一产业就业出现负增长．与产业结构和经济结构调整不一致的是,第二产业就业增长非常缓慢,而第三产业成为就业增长最快的部门。     

开放经济对创新效率的影响

基于企业的微观数据,以数字经济、金融发展为中介变量,研究开放经济对创新效率的影响。结果显示：开放经济显著正向影响数字经济、金融发展和创新效率;数字经济显著正向影响金融发展;金融发展正向影响创新效率;数字经济与金融发展具有链式中介效应,即存在“开放经济-数字经济-金融发展-创新效率”的路径。因此应制定政策,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大力提升企业技术创新能力,推动数字经济与金融协调发展。     

迎接服务经济时代“窗口期”：指标预测与对策思路

“十二五”时期以来,中国服务业呈现出蓬勃向上的发展态势。预计到2020年,中国服务业增加值占GDP比重、劳动就业占比和固定资产投资比重将分别达到58.8%、47.7%和54.4%,服务业主导地位将进一步巩固;服务业开放有望迈出新步伐,再上一个新台阶,服务业利用外资规模可能达到872亿美元,服务贸易有望突破11 000亿美元。这些数据意味着中国经济结构正面临着重要的转型,很可能迎来服务经济时代的“窗口期”。“十三五”时期是中国服务业跨越发展的重要机遇期,要充分发挥市场和政府的双重作用,采取激励服务创新、推进跨界融合、引导空间集聚,培育市场主体、积极有序开放的对策思路,引领中国服务业大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