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工业部门能源利用效率的测度与节能潜力：基于随机前沿方法的分析

能源利用效率是制约我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因素。本文以工业部门2003年至2010年38个行业的面板数据为样本,运用随机前沿方法对各行业的技术效率进行测定和比较,并对各行业的节能潜力进行了分析。研究发现,资本密集型行业的能源利用效率最高,其次是劳动密集型行业,资源密集型行业的能源利用效率最低。各行业能源效率都有提高的趋势,节能潜力因行业而异。针对不同行业的节能潜力,政府应采取不同的节能激励政策。本研究可以为识别行业节能潜力差异性和提高能源效率的政策制定提供参考,进一步促进能源利用技术效率提高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要素价格扭曲、内需增长与企业出口竞争力提升

企业出口不仅取决于国际市场的供求关系,而且受到国内市场环境的影响。要素价格扭曲导致的资源错配会对出口企业产生不利影响,进而有损其出口竞争力。然而,现有文献较少研究要素价格扭曲对企业出口竞争力的影响及其传导机制,尤其缺乏相关经验分析。本文通过构建一个包含“扭曲税”的理论框架分析要素价格扭曲与企业出口竞争力的关系,认为：要素价格扭曲会阻碍企业间的资源再配置,削弱更替竞争的效率提升效应,使得大量低效率企业不能进行市场出清,同时还会抑制企业的技术创新行为,进而不利于企业通过效率提升和技术进步来提升出口竞争力。同时,国内需求增长产生的本地市场效应、需求引致创新效应、经济集聚效应等不仅能促进企业出口竞争力提升,还会弱化要素价格扭曲对企业出口竞争力的负面影响。采用中国1999—2007年工业企业以及2007—2020年上市公司数据的分析发现：企业的要素价格扭曲（包括资本价格扭曲和劳动价格扭曲）程度与其出口竞争力显著负相关,同时,要素价格扭曲程度与企业的市场退出和技术创新概率也显著负相关,表明要素价格扭曲会显著抑制企业出口竞争力的提升,其中存在阻碍低效率企业市场退出和抑制企业技术创新的传导路径;内需增长对企业出口竞争力具有正向影响,且能显著弱化要素价格扭曲对企业出口竞争力提升的抑制作用;要素价格扭曲对企业出口竞争力的负向影响存在企业异质性和地区异质性,表现为资本价格扭曲对融资约束较低的外资企业和国有企业影响更为显著（相比私营企业）,而劳动价格扭曲对劳动报酬占比较低的私营企业和外资企业影响更为显著（相比国有企业）,要素价格扭曲对市场化程度较低地区的企业影响更为显著;此外,劳动价格扭曲对企业出口竞争力的负向影响比资本价格扭曲更大。相比于以往文献,本文拓展和深化了要素价格扭曲的经济效应以及企业出口竞争力的影响因素研究,并从内需增长的角度为深入认识要素价格扭曲与企业出口竞争力的关系提供了新思路,也为要素价格扭曲的企业出口竞争力抑制效应及其微观机制提供了经验证据。根据本文的研究结论,各地应持续深化各领域的市场化改革,加快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切实缓解各类微观经济主体（尤其是私营企业）的融资约束,并持续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占比。     

中国官民比的省际行政区划分界线——漠潼线的提出与检验

本文提出并检验了官民比的省际行政区划分界线——漠潼线,基于中国31个省份1996—2014年的面板数据发现,当考虑各省份的个体差异之后,漠潼线和秦淮线的确对省际官民比差异具有较显著的影响力;与之相比较,当考虑各省份的个体差异之后,胡焕庸线和秦淮线也对省际官民比差异具有较显著的影响力.结果还发现,第二产业从业人员和各省份人口数量对官民比差异具有显著影响;而很多文献关注的人口密度、GDP、人均GDP、财政收入和财政支出等指标对官民比并没有显著影响.漠潼线与胡焕庸线对于官民比影响的两个区别在于﹕ 一是漠潼线的系数估计值普遍比胡焕庸线的系数估计值大.二是漠潼线的系数均体现了更好的显著性.因此,漠潼线对于官民比省际差异具有更好的解释力,而且这种人口地理分界线会随着人口布局的变化而变化,这对于公务员编制政策和区域分工等方面均有重要的政策含义.     

关系交易、交易结构与经济绩效——东亚与中国经济解释的新视角

离散交易、关系交易和科层组织可看作交易一体化的一个光谱,离散交易和科层组织是两个极端,而关系交易是一种中间状态.这个一体化过程的关键变量就是交易间关系强烈的程度.交易间关系影响交易成本和交易方式.不同交易间关系形成不同的交易结构,包括交易的时空结构、信息结构、成本与收益结构和治理结构等.不同交易结构在不同的背景下影响经济绩效.本文超越契约范式,提出了交易结构的理论框架,并对东亚经济和中国经济问题做出了新解释.     

安岗回忆三见毛主席“不要让我学蒋介石”

1951年第一次见毛主席：《中央日报》蒋介石都不愿看，我们的报纸不要办成《中央日报》 建国初的两年，中央文件不下发，每隔两个星期，中央三大新闻单位人民日报社、新华社和中央广播事业局的负责人就到中南海中宣部常务副部长胡乔木办公室去看文件。     

政府引导基金能促进企业技术创新吗？——基于倾向得分匹配的双重差分验证

本文运用2011-2020年政府引导基金数据和A股上市公司的微观数据,采用倾向得分匹配——双重差分法检验政府引导基金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研究发现,政府引导基金显著提高了企业技术创新水平。进一步异质性检验发现,与非国有企业相比,政府引导基金对国有企业技术创新水平的促进作用更为显著。相较于地方级引导基金,国家级引导基金对企业的技术创新促进效果更加显著,同时获得两级政府引导基金对企业技术创新具有叠加效应。政府引导基金对东部和中部地区的企业技术创新水平的促进效果最为显著,西部地区次之,对东北地区没有显著影响。最后,本文对政府引导基金促进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机制进行了分析。研究结果为东北振兴等区域发展不平衡问题,以及不同区域科技企业创新问题提供了新的思路。     

办报，一路不停地办报

1918年12月20日，我出生在天津一个洋行职员家庭，原名安正元。祖父、父亲都在外闰人的洋行里做小职员。我家住在日租界边上，一出门就看到日本天皇头像。我亲眼看见日本兵打中阔人。1934年，我考上了天津汇文中学。我在汇文中学参加了多次学生运动，也参加了天津“12·9”运动。     

本土市场规模与企业价格加成——来自中国企业的微观证据

本文在Melitz理论框架的基础上，通过引入竞争效应和成本节约效应综合研究了本土市场规模对企业价格加成的影响，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利用中国企业层级微观数据进行经验研究，研究结果显示：本土市场规模的扩大提高了企业的价格加成水平，其促进作用在头部企业、资本密集型行业以及进入壁垒相对较高行业的企业中表现得更为突出，这些企业可以作为提升利润空间的主导力量；同时探讨了内循环和外循环的互动关系，综合本土市场规模以及市场分割情况构建内循环指标，结果表明内循环对于企业价格加成具有正向促进作用，而外循环对于这种影响的调节作用显著为负。